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嵴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彷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涉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扶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从姹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操节﹐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着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诺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三、三百年活剧

文首起于“精明避祸”，然而文人各色各样，也有不懂避祸、左得出奇的，一样无从幸免，上节写的“耻辱史”，其实也颇复杂，尤其具体到个人，而且是个明史专家，却浑然不懂专制的残酷。

我家刚搬进西斋的那天下午，亲友就撺掇我们赶紧去看“皇帝上吊的树”。出西斋往西一拐，一抹黄瓦红墙围绕的景山几乎就在隔壁。从东侧门进去，没走几步，那据说是人力堆出的山包的东麓，游人簇拥之处，便是此一名胜。我挤进人群，兀见一颗枯老的槐树，由栅栏围住，手臂般伸出的一根支干上，惨然悬挂着一团锈蚀的铁链，像是有一个人被琐在这里示众。“你们看这个——”，爸爸指了指栅栏上的一块牌子：“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处”。

对我这个四九年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好像就是崇祯在这里被戴枷示众了。明朝黑暗不黑暗﹑崇祯值不值的同情，都是另一回事，那老槐和铁索的象征，乃是整个四千年中国文明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毛泽东“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句狂言，才会有无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