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认为，那些默默地隐在大众里，不敢行善但也不作恶的人，不该受苛责，尤其在那个总是被逼着作恶的时代，能做到这样就已经不容易。“逼人做英雄，在哪儿都是个恶习。”

有一位吴薇，看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回看过去政治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知识分子能够不自污、不说违心话，不为自保而站队和表忠心，保持有尊严的私人生活，就已然是在抵抗宏大政治。仍然有些能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也很不容易。杨绛先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全盘底线沦丧的浩劫中，用自处的方式保存高洁。另一方面，处在2016年的我们，如果还用上世纪知识文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自保原则，评价一个学者留给生者的生命遗产，到底是逝者的不幸，还是生者的无知、懦弱与犬儒？”

钱杨活得“精明”“淡定”的避祸技巧，“生存第一”等人生观，在寻常百姓眼里显得奢侈，甚至“不高尚”，则反衬了中国人在暴虐制度下早已失去“厚道”、“宽容”心态，以及社会人格的偏激、狭隘、泛道德化，这恰是当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社会氛围。

“六四”屠杀后，国内对知识分子的高压加剧了，民风从此无纯良，“笑贫不笑娼”已成自然，更兼有一批人无耻，赛著“不要脸”，大多数急着躲避，无人敢抗争。这局面让人想起鲁迅当年，难怪他那么激愤和尖刻。由此可以想到，传统式微下中国文人的两面性是：无耻与激愤，两相激荡，对社会的影响全是负面的，问题恰好是，激愤治不了无耻，反而让无耻获得“受难感”，变本加利。激愤是把空间让给无耻，使无耻大行其道。

杨绛的小说《洗澡》，堪称刻画中国知识分子“被改造”的一部史诗，不动声色地再现文人在运动中尴尬、忍辱、挣扎、出卖、生不如死的大悲痛，施蛰存赞之为“半部《红楼》加半部《儒林》”。

二、读书人耻辱史

“漏雨苍苔”四字，移用当下中国文人之处境，也颇形象。如上所述，即便精明避祸，在戾气深重的中国，也难幸存，何况不畏强权者？2020年7月6日，一群警察抓走许章润，海内外群情激愤。许章润身处清华园，得王国维陈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气，而中国知识分子虽”斯人独憔悴“，毕竟后浪推前浪；中国文化尽管断裂，但文人气脉如屡不绝。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蛮地荒，识得此境者尚寥寥，但毕竟出了许章润。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渐渐摸到此门道，于是我找出1995年9月于普林斯顿写陈寅恪一文，贴上脸书，试与国内志士共勉。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着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彷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