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阵子我讲新书《雨烟雪盐》，有所谓“一本书包涵著环环相套的双重性：第一重：两大叙述手法、第二重：书写的循环、第三重：“历史的重复”，也即李泽厚一再感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圆圈游戏”（习*近*平不正在从思想上回到毛泽东、从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从经济上回到大锅饭嘛）、第四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两次出现：老佛爷（西太后）——邓小平；光绪——胡锦涛，近日北京政坛频传彭丽媛如何如何，让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位“文革旗手”，几年前有分析，说彭有可能走向前台，2018年同时传言“习只信老婆女儿两个女人”，这个集权特色，习还真的酷似毛，孤家寡人的时候，再不济还有老婆嘛，那就是“江青故事”重演，当年江青染指政治，老毛是费了很大劲的，这个故事要重演，便是“历史同构”了。】

一、两个顶级女人

先讲两个女人：江青和王光美，两个民国女学生，四九后皆成为“领袖夫人”，却因夫君之间的恶斗而成仇，吊诡的是，“女皇”反而上吊自尽，“国家主席夫人”曾经斑斑凌辱，活下来之后，竭尽韬光养晦之能事，宽容宴、泯恩仇，难道是民国教育恩泽于她的？或者说，枭雄既坑了天下人，自己的老婆也跑不掉，而“叛徒工贼”死得飞灰烟灭，倒是积德于妻儿？中国政治还在中世纪，这两个顶级女人的遭遇就是证明。

北京政体谣言、传说、故事疯传，却全部是太子党们的皮影儿戏，早期的王军、陈元、陈小鲁、邓朴方、薄熙来、刘源、刘亚洲，死的死、栽的栽、隐的隐，现在已经是第二轮，好像只有两个“陕北帮”在耍，即习*近*平、张又侠，此“二人转”，究竟是互坑还是互帮，无人可以解读，荒诞中竟又传出“江青再现”，那个“彭旗手”又是杀克强、又是通奸，只能当“黄段子”听，猜度则是天下恨习已极，拿他婆娘出气，颇有些七六年“粉碎”之后的“三公一母”，一母便是上述“两个顶级女人”之一，当年颇有些故事，却是今日旗手不可望其项背的。

二、忠叛之辨

老少咸宜的《北京晚报》，1963年8月2日突然刊文介绍学术刊物《历史研究》第四期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称《忠王李秀成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挑战了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我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却已经在家中的《历史研究》上读到戚文，却比较赞成罗尔纲，即戚本禹的对立面，觉得被俘的天平天国李秀成的确是在跟曾国藩搞"苦肉计"。然而我怎会知道，这场关于"忠叛"的文字之争，背后有巨大的政治阴谋，跟姚文元批《海瑞罢官》如出一辙，正是"文革"的两场前哨战，所以这一类文字讨伐所挑起的，才叫"文化大革命"。

我当时莫名其妙地关注这场史学诉讼，一开始着迷的，是《李秀成自述》稿本的神秘性，全文应该五万余字，却只剩二万七千余字，曾国藩亲自删改原稿，并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命人抄写送军机处，名为《李秀成亲供》，原稿则藏于湖南湘乡老家。明清史大家孟森的北大讲稿《清代史》说：

‘当时随折奏报之《李秀成》亲供，相传已为曾国藩删削，今真本尚在曾氏后人手，未肯问世。或其中有劝国藩勿忘种族之见，乘清之无能为，为汉族谋光覆耶？闻亲供原稿尚存之说甚确……，’

1936年孟森为北京大学影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再谈这个说法。1944年吕集义在湖南湘乡曾国藩后人家中，见到原稿，拍下十五张照片，而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学家罗尔纲依据这个蓝本，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继续沿着孟森的思路，论证李秀成诱劝曾国藩取清廷而代之。我觉得这事也很简单，曾国藩不把这个俘虏的《自供》上缴朝廷，自然是因为原稿有不可告人之处，觉得对他不利才如此。戚本禹横空里杀出来说李秀成"变节"，哪儿跟哪儿嘛，纯粹是瞎搅和。

然而学界的争论，是家常便饭，怎么会惊动中宣部，连我这个住在沙滩大院里的小孩子也觉得奇怪——九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了一个批判戚本禹观点的会议，史学界的大佬、名流如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刘大年等，和宣传官僚大阵仗出席，摆出一副权威、正统的架势，周扬说："这个不全是学术问题，而是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应当提交中央宣传部讨论，开部务会议，还应当请中央考虑。"听这口气，就知道这位文艺界总管的厉害，然而连学术界也是由他管着的，是这次才知道的，而且他开会还得到总理周恩来批准，敢情他们也是"政治第一"的，后来文革里批判"学术权威"，就是他们这号人，所以我多少觉得有点活该。

究竟这个戚本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原来中南海里有一个"政治秘书室"，是专门为毛泽东处理文书业务的，成员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路，文化程度低，据说胡乔木曾经向毛泽东建议找一些大学教授来，遭到拒绝，因为毛只看重忠诚。1950年"政秘室"从中央劳动大学选了三个毕业生，其中有个从上海来的山东威海人，初中文化程度，名叫戚本禹。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天让秘书摘录报纸要点，再读给他听，这就是戚本禹的工作，同时他还负责管理毛的书籍，有一次他偶然发现毛的阅读书目中，有那本吕集义编辑的《李秀成自述》，就读起来，又去读罗尔纲的《笺证》，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个忠王李秀成明明就是一个叛徒嘛，于是他写出《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投给《历史研究》。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之后，到第二年春天，忽然江青派人找他，找了三次才把他叫到家里。戚本禹回忆道：

‘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我当时办公的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随后他就带我去了江青家里。见面之后，江背对我说，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主席看了很多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新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她还告诉我，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接着江青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态了，他批了十六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接着她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斗争啊！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