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题目，中共和习*近*平死也不会去思考，中国境内“吃瓜大众”不敢也无力思考，而境外“敌对势力”惭精竭虑三十几年无结果，终于，曾经在白宫主持对华政策的“重庆状元”，给出了一份惊为天人的答卷《中共之后的中国》，干脆利落地摒弃当下中国种种无解难题，快刀直切“后共产”中国“宪政建制”一系列要害措施，这个《中国剧本》之荦荦大端：1、言论机制，2、民间社会，3、教育司法改革，4、宗教信仰自由，5、制宪，思路自然是“美国式”的，或者“余茂春式”，他不愧柏克莱加大的历史学博士；然而，习王朝风雨飘摇之后呢？当下坊间流传北京正在集体逼宫习*近*平，真真假假，无人思考“习后”中国，中国人问过“毛后”、“邓后”，好像没咋问“江后、胡后”，朝廷空空，不像溥仪退位时，袁世凯已经坐大，手下军阀好几个，而习后会“军阀混战”吗？“六四”后中国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乱世、暴力，“六四屠杀”后就是这种时局，民间恐惧令中南海吃了定心丸。我还是困惑于当下中国的无解难题，近来也没少议论，因为它们才是横亘在“余茂春方案”前面的拦路虎，乃是中共为“之后”设下的陷阱、困局，让“之后”无法来到的重重障碍，再次列出如下。】

一、中共听任习*近*平蛮干下去

注定不可持续的一种制度和统治方式，居然耀武扬威地存在了那么久。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

中共这个集权制度，穿越三道生死关隘——“六四”屠杀合法性危机、市场经济、互联网社会，不但毫发无损，反而被淬炼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与邪恶，以致近现代以来西方学界积累的“专制集权”知识，皆无力解释这个“东方不败”：它如何可以一场饥饿接一场文革，然后要救“亡党”，却再来一场大屠杀，便迎来二十年经济起飞、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再升级为世界第二超强，同时也是苏联之后的新型集权。

它完全是一个怪物。

1978年至2013年，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这是一次“大跃进”，所以中国有两个“大跃进”，一个在毛泽东时期，一个在邓小平时期。

第二次“大跃进”，专家界定中国推行的是资源耗竭式发展模式，而且是权贵集团拿走利润，留下垃圾。现在中国大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毁坏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阳湖干了；还有北京的雾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国癌症高发，超过世界任何国家。

二、暴富强权令纳粹失色

经济奇迹换来“两个丧失”，第一个丧失，中共是拿中华民族的大好江山，换取他们党的江山；

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丧失了。

中国推行的资源耗竭式发展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沦丧，这个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挥霍中国资源，再挥霍人类资源，它成功以后的逻辑，就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所以2017年习*近*平上台，手握两个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中国下一步要五步“支配世界”。

后来人类遭遇的一场瘟疫，也检验了这个怪物。

三年前无论是它放毒还是失手泄毒，它极其成功地让全世界染毒，感染人数五点四四亿、死亡六百三十三万，而西方至今抓不到武汉病毒的证据；中共也可以将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彻底封死，其控制能力已令前面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望尘莫及。

中共不肯改变，放弃权力，习*近*平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所以二十大他还会连任。

三、民间“躺平主义”

民间消极抵抗，也反应了这个怪物的强大。

"岁月静好"死掉了以后就来了"躺平主义"，

三十年盛世，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抗争乃少数勇敢者所为，代价惨烈，“七零九”律师是代表。

民族主义洗脑成不成功？不知道。

民粹主义有明显代际划分，老三届怀旧红歌，也熟悉毛时代的物件，

三十年后年轻人对独裁、个人崇拜、红歌红旗反而陌生了，

而且，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六四屠杀”后就是这种心态，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

四、暴力在中国未来变局中可能性，这是“转型”前面最大的一只拦路虎。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使整个世界大松一口气。但是，第一，这个后果恰好是一次大规模暴力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天安门屠杀引起的强烈反映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第二，东欧和苏联虽然在旧政权坍塌的一刹那间避免了暴力，却出现了暴力滞后的现象，如南斯拉夫已经爆发内战；而在俄罗斯普京治下，如今西方最担心的是它那庞大的核子武器失去控制。

更加看不到未来中国转型中暴力因素消减的迹象。

第一，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六四"以后这支暴力工具越来越单纯到只为执政者服务，而且只被极少数老人党所控制，连"党指挥枪"的原则也不复存在；

第二，权力高层宫廷政变不扩散暴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它的前提是要有控制全国军队不致分裂的权威人物，这样的人物要不了几年就不存在了，靠没有军人资历的文官和太子党接班，只会导致军人无所忌惮的局面，重演华国锋和"四人帮"的故事；

第三，军权的承继问题，在老人身后将无规则可循，因为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第四，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是"六四"的直接后果，而中国执政当局一直没有抑制大规模街头运动的非杀伤性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得动用大兵团和重武器，造成大规模杀伤。

第五，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这种 Balance的存在，是政治妥协机制和游戏规则的支撑，缺了这一层，就无法使社会恢复客观性和公正性，通过规则来重新确认新的合法性，只能任凭暴力循环。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这种情形。旧的社会构架已经倒塌，中间力量太弱，只能是枭雄们的天下。政治本来就是不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Bargain)，传统政治只是依据实力，而民主政治是依据民意。一旦启动暴力，这种Bargain就中断了，只凭武力说话。今天，中国的中间力量在哪里呢?从89年的天安门运动来看，要么它几乎不存在，要么比清末民初还要弱小。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引发暴力或暴力滞后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