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九月九日，毛泽东亡殁日。“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咱们就是同一代人”，据说是崔健说的，说得真好；也许可以补充下面一句：“只要毛尸还躺在他的纪念堂里，天安门城楼上就还得挂着他的画像”，中国还在“党天下”就成一句废话了；老毛驾崩四十九年，半个世纪了，“人亡政息”了吗？因为中共的字典里没有这四个字，然而一个政权想做得这一点，学问可大啦，莫斯科就没有完全做到，平壤则做得比北京还厉害，这才会发生前几日习普金三人并肩走向天安门城楼之际议论“永生术”，他们其实均担忧“人亡政息”，才捉摸以独裁者长寿取代之⋯⋯历史的复杂又在，八十年代发生一场“邓改革”，邓小平否定“文革”但不“砍旗”，毛尸才待在华国锋给他修的那座堂里安然无恙，可是“邓改革”也引发学潮，又令“改革开放”夭折在一场屠杀中，我猜陈云王震这类顽固派一定庆幸，学潮出了激进派才叫邓小平杀心陡起，“这才是我们没有‘人亡政息’的秘诀”，一切所来云山雾罩，让我们慢慢梳理⋯⋯。】
一九八八年九月九日那晚，我和王鲁湘去谢选骏家聊天，聊至深夜时，鲁湘忽然叫道："哎呀！今天不是毛泽东的忌日吗？"三人顿时默然。
我瞥了一眼电视机，心想：今晚的《历史上的今天》会说些什么？可惜没看。继而又在心里问自己：怎么一点都没记起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当年那么强烈的刺激连同那个创痛巨深的岁月怎么仅仅过了一轮就淡忘了呢？
一、中国人的凶年
十二年，正好一轮。中国人又遭遇上龙年。十二年前，陨石坠落，北方塌陷，天崩地裂，苍龙死去，中国人仿佛恰恰在这大灾大难中熬满劫数，获得了解脱。难道下一个劫数这么快又来了吗？
龙年，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凶年。这种观念是出自《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之说呢，还是归之于我们祖先几千年的历史总结？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妻子属龙，每逢她的本命年，她都要寻一根红绳子系在腰上以避灾，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至少十二年前的那个龙年的多灾多难，仿佛也是一个近乎宿命的"历史经验"。
于是，龙年可畏。
公元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确乎是一上来就呈现出某种不祥的、躁动的、神州惶然的景象。经历了一连串全国震惊的事件后，便有民谣传出："飞机打滚，火车亲嘴，轮船沉底，物价没准"。上一年森林大火的灼痛还残留在人们心中，重庆空难，江南瘟疫，物价飞涨等又一齐袭来，很快就把中国人意识深处的恐俱感诱发出来了，大伙儿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十二年前……
据民间传说，今年过年刚过不久的深夜，在关外某省城郊区的公路上，一个司机正匆匆驱车往家赶。忽然，车灯下照出公路上横卧一条青蛇，他猛地刹车绕开。跑了一阵，又见横卧一蛇，再绕开。此时公路上闪出两个女子，拦住此车，自称她俩便是两蛇，为谢司机不轧之恩，特泄露天机于他：龙年有凶，回家速放一挂鞭炮，即可饷灾。不久，这座城市在某天夜间全城不约而同鞭炮齐鸣，翌日，众人相见纷纷作揖道贺："过年好"。此举随即传入关内，迅速风靡各地，蔓延许多城市。
农历五月初一（六月十四日）夜里，太原市也忽然鞭炮震耳欲聋，不少人惘然不知何故，待打听方知龙年要过两个，才能消灾避难，而且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被一抢而空，皆称吃了可以"平安逃离"（苹鹌桃梨）……
我至今记得很清，一九七六年之初，在周恩来逝世的那个不祥的春天里，中国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阴霾，天气仿佛一直也是阴沉沉的，全国到处流传着可怕的谶讳凶言，及至夏天，唐山果然陆沉，旋即毛泽东驾崩。古老的天人感应竟是那样灵验，而民间似乎是预卜先知的恐慌反应，究竟是一种有规律可寻的社会——心理现象，还是真有某种神灵的预言呢？无论怎样，"世纪末"心态在龙年两度出现，让我相信龙年的不祥或许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河殇》，便是在这不祥的氛围中制作出来的。
二、转型正义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账，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复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