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我背诵道。“共产党人，”庞大麻壳纠正我。“哦，对，共产党人，人民好比土壤，”我接着背诵。“土地。”“嗯，土地，”我机械地重复道，头上有点冒汗了：“我们到了一片土地……”庞大麻壳又纠正我：“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你记性不是挺好的吗？”庞大麻壳不高兴了。“上次你不是背得挺流利的？显然你是没有认真准备嘛。骄傲使人落后啊！念你是这是头一回，今儿个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明儿给我背10页。背下来将功折罪，背不下来，后天背20页。这规矩就是规矩，谁也不能破！”

庞大麻壳是我们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她姓庞，矮胖短粗，脸上有浅浅的麻子；特厉害，记性还特好。整本毛主席语录她倒背如流，而且随便你问她哪页，她都能背出来。更厉害的是，她特别善于引用毛主席语录，甭管什么情况，她都能用毛主席语录来说明你错了，她有理。大家虽然哑口无言，可心里还是有点不服。背地里都叫她庞大麻壳。

她交给我们的第一个“光荣任务”，就是把270页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向国庆节献礼，让全校看看我们的辉煌成绩。她的计划是让我们每天背十页，星期天休息。每天早上她都要抽查。

那年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人人都会背不少条毛主席语录。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汇编成一本小红书，尊称红宝书。每天上课前首先要跟着班主任，手拿红宝书从胸口到头顶上方挥动并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再以同样方式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那年头，到处都贴着毛主席语录。干什么事儿都得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开

会前，党政干部总是首先带领大家背诵：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服务员在开始工作前，也会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医院的墙上都贴着这条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火葬场里贴的准保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们不仅背诵、引用毛主席语录，还用他老人家的话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不知是谁，出了个小册子，挺长一题目：“遇到问题在毛主席著作里找答案”。同学们也相信，要是把毛主席语录都背下来，我们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一开始，我觉得背语录挺容易的；我的记性不错，而且我已经能背不少毛主席语录了。可没成想，这光荣任务突然间显得十分艰巨了。

放学后，我抓紧分分秒秒背语录，连上厕所时也带上了红宝书。那年头，很少有谁自家有厕所。大多数人都用公厕。有的公厕很简陋，根本没有冲水的设备。就是一条水泥池子；攒一个星期，社员来掏一次粪。我上的厕所就是这样的。我蹲在池子上，一边背诵“最高指示”，一边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做贡献。十条语录之后，贡献做完了。我把红宝书放在两膝间裤子上。掏出一张包装纸，揉成团，再打开，这样纸就软一些了。然后，用它揩拭做贡献的部位。也不知怎么搞的，在做这套习以为常的动作时，我的红宝书竟掉到粪池里了。“臭大粪！”我平生第一次骂出这句脏话。傻愣了几秒钟后，我意识到了可怕的后果：如果有人看见我的红宝书在粪池里，非把我当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不可。我的红宝书在公粪里半沉半浮；随时都可能有人进来看见。我提起裤子，连腰带都没有系好，就昏头昏脑地跑出去。四下寻找，找到一块大石头。抱起石头，跑回厕所，朝着那红颜色砸下去。啪唧！屎尿溅了我一裤子。我也顾不了那许多。红宝书不见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跑出去，找到两块半头砖。幸好四周没人。我像贼一样溜回来，小心翼翼地把砖头扔到我认为红宝书可能沉入的地方。然后，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才觉得刚搅起来的气味真不好闻。

回到家，我把妈妈那本红宝书找出来。但无论如何，我也静不下心来背语录。各种可怕的景象涌入我脑海：公社社员星期四早上按时来掏粪了。他拿着长把勺子，一勺一勺地掏；发现我的红宝书了。他一定会把红宝书捡起来。人们都说贫下中农、工人老大哥和解放军战士最热爱毛主席了。他决不会容忍这种亵渎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行为。他一定会把红宝书交给我们家属委员会。他们会看到我的名字。那我就完了！照例，在押走罪犯前都要开斗争大会。庞大麻壳、同学们，还有我的好朋友，都会上台来揭发我平日的反动言行，宣布与我划清界限，批判我的罪恶行为。有些义愤填膺的同学还会上来扇我嘴巴。开这种大会总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几次了。至于监狱，我无法想象。我担心的只是斗争会。我会被人家批判吗？哦，我真后悔用石头把红宝书砸到粪池子里！我应该把红宝书捞出来啊！可当时那么紧迫，我生怕别人看见，哪有功夫考虑那么多？再说了，没有合适的工具，也不那么好捞呢！唉，我就不该把红宝书带到厕所去。可后悔也没用啊！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挖空心思也想不出一招。屎尿会不会把我的名字泡掉？看来那是我唯一的希望了。到底会不会？这我可得弄清楚。我立即做起试验来：找了个空罐头，倒满水，在纸片上分别用钢笔和圆珠笔写下自己的名字，把纸片泡在水里。我不记得我的名字究竟是用钢笔还是用圆珠笔写的了。名字不是我写的，是我爸爸写的。我的字写得太难看；我总是要爸爸帮我在心爱的书上写我的名字。坏了！他们要是抓住我，会不会把爸爸扯进去？他是基督徒，已经因为信仰而遭到批判了。爸爸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一条为自己做了辩护，还算成功。要是他儿子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被发现了，人家说是受他影响的结果，他还能为自己辩护什么？我仿佛看见爸爸被批斗的痛苦的场面：他灰白的头发散乱了；妈妈在台下流泪。我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今晚发生的事情？我想啊，犹豫啊，但决定还是等到第二天早晨看了试验结果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