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批政治犯投入监狱，既强制进行洗脑，又施以苦力劳役折磨，这套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最早始于苏联。中共在大陆夺得政权后，尊苏联为“老大哥”，公开打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政治口号。于是全盘照抄照搬了苏联的一切作法。因此对政治犯也同样如此折磨虐待。并将此暴行称为“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俄罗斯文学巨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以其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Гулаг），（其全称是《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不仅一举夺得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让世人了解到苏联铁幕后那个“黑洞”的情景。而笔者的难友、文友，老作家张先痴先生（已故）将“古拉格”三字颠倒撰成《格拉古轶事》一书，以及笔者2006年发表于美国“劳改基金会”下属的网刊《观察》上的《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均对中国大陆劳改集中营的黑暗与残酷作了详尽地揭露，也引起了中、外不少人士的关注。由此，人们自然也就会想关注中共的劳改集中营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里面掌权主事以及具体如何作恶施暴呢？本人与这个魔鬼狭谷打了半辈子交道，青春年华都埋葬在那个罪恶的地方。当然肯定接触了其中许多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狱吏。而许多人更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即使在我已进入垂暮之年时，那一个个狰狞而可怕的面孔，还不时在我梦中出来，令我常常在恶梦中惶恐、挣扎，惊叫……直到被家人唤醒。这是何等刻骨铭心之痛啊！因此有必要将此作点叙述和记录。
狱吏的名字也属“机密”
毛泽东年代阶级斗争不但天天讲，更要处处讲。劳改营中就更加一等了。因此，当局只许囚徒知道狱吏的姓，以便称呼，其名字则不让囚徒得知。囚徒只能叫其为“李队长”、“张管教”之类。但他们之间少不了要彼此呼叫，所以时间一长也从听闻中而知其名，但只是音，具体是哪个字只好猜测估计。直到后来我在监狱医院从事所谓“医务劳动”，这处方笺或治疗单上必须写名字，否则药拿错了，针打错了不但后果严重，而且他们也怕死呀。因此狱吏们只要来看病也不得不说名字。这算我们搞医的一点“特权”。但由此也挨过打骂。一次一个劳改干部（即狱吏）来看病，我小心翼翼请教其尊姓大名。他很不高兴地说了三个字“王中正”。我刚在纸上写下“王中”二字，他便在头上不轻不重地敲我一下，并骂道“浑蛋！你怎么写的”？我惊诧莫名不知哪里错了？这时他才说“宗教的‘宗’，政治的‘政’”。这时我才猛省，原来他怕我写成“中正”岂不与蒋介石总统同名，在那个年代还得了么？我啼笑皆非只好连连认错。最后他起身时还不忘“教育”我一句“今后要注意，不许再犯”！我只好连连应承。心里却在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给蒋委员长提鞋都不够格”。当然，这只能是“腹诽”之词。但也足见那个年代的既恐怖又可笑。所以下面提到的狱吏的名字。有些人只能是音相同，字不一定准确。
农村小混混伍映堂
中共劳改集中营最高的一级组织叫“劳改支队”（首脑为政委与支队长）；其下是大队（同样设政委与大队长）；大队下是中队（设指教导员与中队长）中队下是分队，一般只有一名分队长，管着若干个犯人小组——这就是中共劳改队大体组织情况。而每个中队设一名所谓“管教干事”，此人专管对囚徒的所谓“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党八股与中共的恶法来给囚犯进行洗脑。伍映堂就是当年四川芙蓉煤矿劳改支队第五中队的所谓“管教干事”。此人本系四川珙县农村中一个无业小混混。土改中当了积极分子，斗地主时当地许多农民对地主下不了毒手。这伍映堂则凶残异常，对地主及其家人捆绑吊打，罚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马当先毫不手软。因而深得领导青睐。土改后因为他当时人年轻才二十出头，又极会向领导献殷勤。这位领导当了高县公安局长，便把他招入局内成了个小警员。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识几个，很难胜任办案、取证之类的工作。于是1956年便将其送去劳改队当干部。当时中共警、司单位对一些半文盲之类的低能儿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劳改队调。因为那里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学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几句话。会开门关门，清点人数。就OK了！而那位领导因伍映堂会拍马屁献殷勤，调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张“布票”（“布尔什维克党”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贫农，这自然就等于拿到了一张中共当时官场上很吃香的通行证。
因此此人到劳改队后不几年便由分队长升为管教干事，后更成了中队的“指导员”虽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却进步甚微。拿着囚犯花名册点名，许多名字他都认不得就乱叫，不识之字便认半边。如“吴静斋”他叫“吴青文”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没答应“有”！他反而大骂“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对方哭笑不得。还有位前国民政府官员复姓司马，名慕迁。本是一个含历史掌故有文化底蕴的名字，表达了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敬仰，也表达了对孩子的期盼。可这伍映堂不但不懂，连字也不识。点名时便喊道：“司马……啥子鸡巴迁哦？取你妈些怪名字……”他自己无知，还如此无理乱骂人。囚徒只有无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蛮横霸道。他有时“雅兴”一来，还要给大家读报宣讲时事，结果更笑话百出。一篇报导宣传所谓解放军如何英勇善战。文中“一门迫击炮”他竟读作“一门追击炮”，“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挑衅”，他读成“狼狼打击了敌人的挑半”等等。我们坐在下面听着又不敢笑，只有咬着牙强忍着。就这样的低能儿，蠢货，竟然派来对我们这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文化知识人，教师，文人，学生……进行所谓“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错位，是非颠倒，只有共党极权专制下才有这种怪事情。
当然劳改集中营里像伍映堂这样的狱吏绝非个别而是普遍存在。例如有个姓孙的共军转业兵，调来劳改队，因其说话声调特别大，像吵架似的，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孙大炮”。他当过兵自然见识过“训话”场景.于是便拿囚徒来作“训话”的对象，以过把官瘾。他装腔拿势干咳两声便说“今天下午我看大家在干活中，多数同志还是自觉的，但有个别同志就很不自觉呀，我今天暂不点你的名……”他把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称“同志”，在中共看来，他自然是丧失党性立场，严重的政治错误。可是我却觉得若与这种愚氓蠢货为“同志”那才真是我的一种奇耻大辱。
暴徒“余一脚”
先说这“余一脚”名继发，是河南农村中的一个放牛娃，共军四十年代从那里经过，他年仅16岁便被共军裹挟入伍。当时他没有名字，叫余三娃。其连指导员看他样儿有点像前几天在战场上被国军击毙了的一个共军士兵张继发，便“灵机”一动把这死人的名字给了他。据余继发后来对人说，这“烈士英灵”给他带来了好运。一路打仗顺风顺水只受了两次轻伤，到1950年他已混成个副排长了。1954年以排级军官身份“转业”地方被分配在四川沪州专区监狱当劳改队狱吏。此人生性暴烈，再加在共军里成天党文化灌输的就是仇恨，仇恨。所以他大概就相信这些囚徒就是“旧社会”里“剥削”了他的“地主老财”。所以平日对囚徒只要一点不合其意，非骂即打。而且他经常穿着一双共军官的军用皮鞋，厚重结实，他却借此为“工具”动不动便飞起一脚踢向对方。本来此人就是个粗人有点牛劲，再加那厚重的皮鞋，所以往往便把对方踢倒在地，多少天后都还在痛。所以大家恨死了这家伙便送给他一个外号叫“余一脚”。后来此人突然患了骨结核病。当时中共的医药非常落后，经过半年多治疗，结核虽愈，却落下一条腿畸形残疾。成了个跛子，这下真的成了只有“一脚”是好的了。我们背后都笑着骂：“踢人踢多了，报应，活该”！他从此自然无法再踢人了。但此人仍怙恶不悛。不能脚踢便用手打。更经常用绳子捆人，甚至把人捆到大小便失禁。在一次斗争一个叫陈忠良的囚徒的“斗争会”上，这个余狱吏拿着一根竹棍猛揍陈忠良的腰腿部，最后竹竿都被打断，而陈忠良多日不能正常走路。余之凶残由此亦可见一斑。
后来“余一脚”在泸州看上了个姓彭的姑娘，这姑娘却十分讨厌这个跛子。可余有点小人的聪明，当时他是排级干部转业，工资比一般干部还多一些。他便向彭姑娘的母亲跪下说“只要你女儿与我结婚，你老人家我养你一辈子”。这老太太寡居只此一女正愁老年生活无着。闻此言便以“父母之命”强令女儿与余完婚。五十年代的中国这套陋习还比较盛行。彭姑娘最后含泪嫁给了“余一脚”。婚后二人自然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余又是个愚顽之人脾气特怪。他只要看见其妻与哪个年轻男人多说了几句话，便疑彭姑娘与这男人有私情。于是在夜间家中便对其妻审问加暴打。彭被打得喊“救命”，旁人谁会去管？第二天其妻来监狱医院找我们名为“看病”实则治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真是惨不忍睹。可见此人品质之恶劣，心肠之歹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