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这个名字，现在许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却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掀起过风浪的天才学者。二O一O年二月二十八日，农历庚寅年的正月十五，在一次聚会上，意外邂逅了原是北大历史系五五级学生、与沈元同班并同时被划为右派的雷光汉老先生。这位虽长期身居国外、但仍保留中国国籍的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他所了解的沈元。等到回来记述老人的谈话时，突然意识到，与先他一个多月罹难的遇罗克的一样，沈元也被处以死刑整整四十年了，而且国内有关这位天才青年的现有材料，少而混乱，谨将平时所收集了一些有关沈元的资料，整理归纳一下，权作沈元本事考，也算是对四十年前的亡灵一点追思吧。
一、家世
网上资料——沈元（一九三八～一九七O），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五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雷光汉——沈元是浙江义乌人，世家子弟，他父亲沈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理科的，后来从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他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也很有名气。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二OO九年五月出版了售价一二OO元的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亲，则是沈骊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一），女，原名家蕙，浙江乌镇人。祖父善蒸，精历算，曾掌当地方言馆数十年。父亲承怿，号伯欣，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一九一四年，沈骊英受美国一位女教育家资助，前往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大学攻读植物学，得理学士学位，复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报效祖国。一九三三年起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八年零一个月之久。八年中，沈骊英以惊人的毅力，选育出九个小麦新品种，成熟早且抗逆性强，能广泛适应在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推广，中国迄今只有两个品系的小麦是以人名来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之名命名的小麦品种，这就是广为人知并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骊英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小麦。这些品种，直到沈骊英去世后十多年仍在上述地区广泛种植，为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深受群众的爱戴。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沈骊英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在实验室中突发性脑中风身亡，年仅四十四岁。沈骊英所选出的小麦杂交育种九个体系，解放后被命名为骊英一~九号，其中骊英三号和四号得到大面积推广，被人们称作是“麦子女圣”。
沈君山说——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六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七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乡县乌镇人，而且是大户人家，但与也是乌镇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为一个“沈家”，则不可考。
二、从勤奋天才到“极右分子”
据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文中写道，沈元这个上海人，出身书香门第，一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的书生，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年轻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这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如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言：他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勤勤奋奋当一名学生时，书生气的沈元竟因一个不幸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他出于好奇心，也因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贻瑞女士主编的《难以纪念的纪念》——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
沈君山说——一九五七年大二时据说因私自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加以评论，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他悲惨的日子。一九五七到一九六O年，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为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
一九六一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于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一九六二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
刘志琴《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