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塑性力学组的樊蔚勋。樊蔚勋是钱伟长的副博士研究生，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下放到东北，1979年才给他平反，把他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樊蔚勋现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林鸿荪和郑哲敏也是内定的“右派”。林鸿荪原来在北大教课，后来去了力学所，负责日常事务，“文革”期间自杀了。郑哲敏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所长。因为这两个人都去过钱伟长家里，中央知道以后，认为这件事要划清界限。钱伟长是民盟的骨干，谁与他有联系，那就犯了大错。当时有一个干部叫朱兆祥，是搞力学的，也去过钱伟长家里，这就出了大问题，他被错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平反以后，朱兆祥担任宁波大学的校长，1989年调回北京，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员。34

从这段回忆里还可以看到，区别对待对这些归国科学家的诱惑和影响。他们由此而明白，第一，科学家只能和党结为共同体。第二，如果离开了党，不仅没有归宿，连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都没有。第三，绝不能靠近右派分子，无论是学术联系还是生活接触都不可以。这里，最重要的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和接受党对科学界的领导，接受的意义就是绝对服从。

结果就是四千人大会上那种敌对情景，连续四天集中火力批判五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大科学家批判小研究实习员，不论学科、不论专业团队，人人都拿上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将这些青年的政治见解、生活态度、家庭出身、青少年时代兴趣爱好一一归罪，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这是科学思维惨遭羞辱的大会，是制造分裂和敌意的大会，也是科学家的身份斯文扫地的大会。

在反右期间，迫于政治压力，必须表态揭发别人，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中科院没有任何例外。我读到熊卫民对范岱年的采访，他的经历可说明这种情形。范岱年和浙大地下党一批人员随竺可桢调入中科院，他在科学院《科学通报》任编辑，1956年任宣传局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反右时任办公厅资料室副主任，还是办公厅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右时，范岱年没有积极揭发许良英，结果自己被定成右派。

他说他当时的态度是：“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而他最好的朋友管绍淳先被定为右派，批判管绍淳时要求管绍淳做自我揭发。管绍淳便来问范岱年“我写什么呢？”范岱年答说：“你什么都可以写。”35于是，管绍淳就把他们在宿舍里聊天的内容也揭发出来。范岱年受到五类处分（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管绍淳的处分略轻一点，为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

根据范岱年的回忆，科学院最后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具体是两百多少，我未见到统计数字。根据《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的一篇报道，题为《严格按政策清理冤错假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社会科学院为八百多名科研人员和干部恢复名誉》，“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得到改正的有徐懋庸、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孙毓棠、许良英、李德齐、赵中立、吴其玉、顾准、荒芜、章有义等四十四位同志。”这里没有提到是否包括所有已故右派和调出本单位的右派。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7年5月才建立，其前身是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如果从两百个右派里减去这里得到改正的社会科学部四十四位右派分子，那么属于自然科学机构的右派还要占到四分之三。来自张藜文章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是：

到1958年2月止，在科学院所属京区55个单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167人中，有研究员8名、副研究员3名；而11位“右派”学部委员，在科学院工作的仅有2位。36

按科学院北京区四千多人计算，1957～1958年里划了两百右派，这个比例即使未达到也接近了百分之五。所以，所谓中科院没有打一个右派，这种说法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

四物理所反右：刘治平与《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

上文陈述了中共中央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处理的“9·8指示”和批判青年五右派的四千人大会，这一节将聚焦于物理所反右和刘治平被划右派的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收有《刘治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全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相当详细地辑录了鸣放和反右时期刘治平的言论。

简介里如此说明：刘治平，男，福建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年龄23岁，担任过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材料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右派言论。第二部分是刘治平发言记录、诗作、大字报原文等。

在第一部分里，刘治平被认为是物理所的“第一个点火人”。如果去掉材料中评价性的措辞如“疯狂”“进攻”“诬蔑”“辱骂”“丑化”“歪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涉及这样一些事实：

第一，鸣放期间，刘治平受到北大“五一九运动”的激励，尤其是林希翎演讲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以至于他直接写信给林希翎说：“当北大我们的母校已经高举起‘五四’的旗帜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志在声援北大，成为将“五一九运动”的火炬传到物理所的第一人。刘治平盛赞北大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说这是“最好的作品”，“最感动人”，他写道：“北大高举起了五四的旗帜”“我举起双手高呼好”。37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举，刘治平与同所的青年学者鲍诚光联合签署发布了文章《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该文被认为是“刘治平、鲍诚光的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企图在科学院内煽动起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第三，反右很快开始，风向骤转后，刘治平进行了抗拒和抵制。他并声明说：“如果有人把他（鲍诚光）随便当成右派分子或是资产阶级分子来斗时，我将全力甚至于生命维护他。”

而项志遴受到批判也与刘治平密切相关，在科学院四千人批判青年五右派大会上，对项志遴的一个指控就是“支持右派分子刘治平”。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条目下，项志遴的“罪行”包括：“拥护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论”，38“诬蔑党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令人生畏的逻辑’，赞扬刘治平是一个拥护党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情刘的‘遭遇’，为刘打气，宣称‘让刘知道也有人同情他’。”39

核物理学家陆祖荫在会上批判刘治平说：项志遴的民主言论是在刘治平鸣放了之后说出来的。项志遴在物理所大鸣大放期间，和另一右派分子张家琨结成联盟，“在反右派初期，物理所曾经有一整个团支部公开叛变，投降了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以项志遴为首的几个右派分子策动的结果。”40

与刘治平右派案相联系的另一位学者是欧阳绛，他出生于1925年，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入党，1957年时的党龄已有七年，是力学所研究实习员，也是党支部里的知识分子委员。谈庆明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说到欧阳绛和力学所反右期间的情形：“欧阳绛是个老党员，他人非常好，带头提意见。我也发动大家提意见。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诚意，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有的还冷笑，意思是你还真相信？过了一段，整风变成了‘反右’，批判所谓的‘右派’，欧阳绛最先中箭。”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