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在网上下载这两个农场的名单时，没有找到刘治平的名字，感谢武宜三先生惠赠杨崇道著作电子版，才看到作者的说明。原来，上述名字，全部属于二类至六类的处理。所谓二类，即监督劳动，即使如杨崇道那样在北大荒流放了二十二年的人，包括这期间被饿死、被折磨死的右派分子（光杨崇道亲手写的死亡报告就有三十三份），他们所受处理，名义上只是监督劳动和在此类别以下的处分，而不属于一类处理——劳动教养。
刘治平去了哪里呢？刘治平得到的处分更严重，他的名字出现在1958年2月9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中。丁东在《有关顾准、戴煌、许良英、牟宜之命运的一份史料》的文章中研究了这一文本。46这份文件的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以下简称《处理规定》），此文件上说明了：此件发到县一级，不登报，不广播，但可以在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宣布。
文件首先确定了右派的性质，“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在处理待遇方面，国家薪给人员和高校学生略有不同。对于前一类人，根据情节严重与否和态度恶劣与否，《处理规定》提出了六类惩处办法：
一、劳动教养，态度特别恶劣的，还应开除公职。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劳动教养，则自谋生活，由家庭和所属居委会负责政治监督。
二、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生活上酌情补助。
三、同上述一、二类情况，但确有专长以及工作上有需要者，或体弱者，撤销原职，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不接受者，自谋生活同一类办法。
四、愿意悔改并有影响者或需要加以照顾者，撤销原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五、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或者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者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
六、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免予处分。
在这个《处理规定》下发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对10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完成。正如丁东所说，《意见》就是这个规定的具体实施样本，具有典型案例的作用，各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在这份《处理意见》中，属于第一类，作为劳动教养处理者，共有18人；其中，11人属于“态度特别恶劣”，劳教同时被开除公职；7人属于“态度恶劣”，不开除公职。
在每个人的名字之下，分别列有三项：一、主要反动言行；二、斗争中的态度；三、处理意见。
对刘治平的处理属于第一类中的第二种：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为方便分析比较，我再将这里七个人的情况一并辑录如下：
1王金湘，男，27岁，山东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冶金工业部有色研究所10级技术员。
2张澄清，男，34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九三社员，现任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生药室技师（卫生技术11级）。
3刘治平，男，21岁，福建人，家庭出身反动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2级实习员。
4孔嘉，男，33岁，江苏人，家庭出身资本家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建筑部“建筑”编辑部助理编辑（20级）。
5张永昌，男，42岁，浙江人，家庭出身旧官僚，本人成分职员，大学毕业，无党派，现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图书管理员（16级）。
6郑白涛，男，31岁，广东人，泰国归侨（1950年回国），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职员，初中程度，无党派，现任侨委中国新闻社编辑（20级）。
7张宗禄，男，30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10级技术员。
以上这七人，我找到了张澄清和刘治平的结局，他们都死在劳教场所。其他人则未见有文章提及，而七个人中就有两个劳教死难者，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骇人。
六关于刘治平之死及其他悲剧
我曾问顾雁老师，刘治平后来怎样了？顾雁在平反后与北大校友聚会，他听老同学们说的是：刘治平因吃毒蘑菇而死。
当年曾经教过1952级物理系学生的虞福春教授回忆说：
我在北大教过很多学生，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这批学生有些人的成就比我高很多。1956年那个班学生都非常优秀，当时我是班主任。他们都还年轻，讲话讲过了头，有几个被错划成了“右派”,有的甚至被送到监狱，在监狱里蹲了20多年。方励之就是那个班的，我教了他三年多。47
鲍诚光、刘治平、顾雁、梁炎武，都在1952年入读物理系，与方励之同年级。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虞福春任北大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他说到的这些蹲监狱的同学，应该也包括了活着回来的顾雁和梁炎武。而物理系1952级的刘治平、1954级的刘奇弟，则永远不可能返校了。
我在拍摄《夹边沟祭事》纪录片时以及近年来的研究中，对于劳教者死于饥饿的悲剧，并不感到意外。但我还是想知道刘治平的具体情况，他去了哪个农场？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我在网上搜索“刘治平”的名字，并细读了姚小平找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文章。48
2002年3月9日，北京学者姚小平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了一份重要史料：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据当年由中国剧协送劳教者杜高认定，此物应该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在这份调查表上，有94名右派劳教罹难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死者所在墓地分布在三个地方：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河北清河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
来源：姚小平《发现<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
在这份死亡名单上，我没有找到刘治平，却找到了与刘治平同属一类处理的七人中另一位劳教者张澄清的名字：
63姓名：张澄清
职业：卫生部药检所
教养场所：兴凯湖农场
死亡年龄：38
死亡时间：1959.2.10
在张澄清坟旁边，埋着编号为64的莫桂新，歌唱家张权的丈夫。
张澄清的死亡时间，距对106名右派分子做出处理意见的文件时间刚满一年，他死在第366天。《处理意见》对于他，如同死刑判决。调查表上注明他的死亡年龄是38岁，而在《处理意见》中，他的年龄是34岁。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处理意见》比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的记录更准确的话，张澄清应该是终年35岁。
那刘治平是在这三个农场的其中之一吗？以上死亡调查表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啊。我继续查找，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这是俞梅荪在2010年5月所写的一篇报道：《如山凝重如海呼——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在该报道的下篇，有多位反右蒙难者留言。其中，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留言道：
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我1956年毕业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为历史所作，十分有意义，北大不会死。49
李淑娴回应的那段有关刘治平的描述，来自文中的“H先生（82岁，1949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