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科学院反右，官网有关张劲夫的这一节里，概述了张劲夫冒险向毛泽东主席进言，得到首肯的情形。在当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5（以下简称“9·8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老科学家”，省略了青年科学家或一般科学研究人员的类别。

查阅这一指示，一共五条，就基本原则来讲，没有给自然科学家在反右斗争中的豁免权；其中首先强调的是：“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这是基本原则，但又提出了几条区分，理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情况不尽相同，对自然科学家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具体做法有如下五点：

第一，对极右分子，要把他们搞臭，完全孤立起来。

第二，有一些右派言行，但有较高科学成就者：“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也必须采取‘斗而不狠’的办法。”能不戴帽子也可不戴，必要时可戴帽子，但不登报。

第三，对有突出成就者，“谈而不斗”，即由负责人约谈，不到群众中去斗。其中有极右分子，为了照顾将来的使用，在批判和报道方面采取适当的控制和变通的办法。

第四，对历史上有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老右派”，鸣放期间言论不够划右派者，不划右派。

第五，对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

以上第一点与反右的大方向一致，后面四点，可以归纳为“斗而不狠”“谈而不斗”、既往不咎和“不排不斗”。此外，9·8指示中还提出，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是将政治斗争与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前对后者不要去搞学术批判。第二是要将学术交往关系与政治关系区别开来，一般不要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去追国外关系。

做出如上政策策略的调整，出发点是在于：“我们今后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的功利性考量。它主要的适用范围是“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文件精神“只在内部掌握，不向外公开传达”。从后面这个不公开的做法来看，一方面，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不暴露科学院的特殊政策，可以避免引起社会争议；另一方面，对科学界广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起到挡箭牌的作用。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哪些人算是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反右之前的1956年，是共和国将知识分子重要性提到议事日程的年度。为此，中央政府在1955年已布置了对全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调研。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其中对高级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6就职称级别而言，包括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研究机构助理研究员以上研究人员。1956年，在中共中央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报告文件里，这个称呼指的是科学家、教授、医师、艺术家、工程师这类人群。

我们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所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来看，其中，在“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范畴下提到的人群有：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7

而具有高校毕业学历的技术员、讲师、助教等，“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

这个讲话里也指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

1956年1月31日，郭沫若在发言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更明确的界定。他沿用了以上约十万高知、三百八十四万知识分子的统计数字，具体指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类别数字：

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中，讲师以上的教育人员31，000多，主治医师以上的卫生人员包含着中西医在内约有25000多，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学研究人员约有3，000多，工程师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31，000多，高级的文化艺术人员6,000多，其他专家们约有5,000。其中解放以后所增加的新生力量要占35%。8

根据这里的分类，那么，在北京可以被划入“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有多少呢？

1957年6月28日，在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以便在知识分子中加强党的领导，“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9通知要求半月内上报具体计划。在当年8月21日，北京市委“关于1957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计划向中央的报告”中有一个统计：现在全市共有高级知识分子党员1490人，占全市6829名高级知识分子的21．8％。10

也就是说，北京全市的高知人数当时不过6829名，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是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厂矿企业工程师、医疗卫生单位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著名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9·8指示”，可以得出结论，能够在自然科学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网开一面的待遇，人数就更少，非常不容易。北京高知总数为6829名，去掉其他各行各业，中科院里的被保护者是属于高知中的高知：第一，他们不仅要科研成就突出，而且还要“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影响较大”。第二，要符合国家需要，“来解决某些科学技术问题和培养新生力量”。第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回来的欧美留学人员。

第三条涉及的事实是这样，1951年10月美国政府因朝鲜战争爆发，不允许理、工科和医科中国留学生归国。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开始谈判，从当年10月至1957年1月，大约有150～20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新中国的召唤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留学人员归国，这些人员的就业多数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以物理学家为例，谢家麟，1955年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应崇福，1955年底回国，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进行超声研究工作。林同骥，1955年秋回国，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1

这样一些知名科学家确实受益于“9·8指示”，樊洪业在《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评价说：“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12

但必须记住，“9·8指示”是一个保证反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灵活性的策略，专为争取自然科学家中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决没有改变在科学界进行反右的必要性，更没有规定说科学院就不必划右派了。它恰恰还包括了对他们中间右派分子的处理，“斗而不狠”就是针对“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谈而不斗”，也包括“鸣放期间成了政治上的极右分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