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9·8指示”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自然科学界要进行反右，这一点是所谓全国一盘棋，并没有疑问。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专门撰写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7.9通知”），其中对自然科学家中的反右有明确的部署。文中通知了两件事，第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13因此，报上点名批判的骨干分子要从现有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十。第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
这个通知吹响了斗争号角，此后两个月里，中科院针对自然科学家的反右，不仅被动员起来，而且取得了标志性的战果。
二中科院反右北京区告捷
中科院反右与北京的其他重点高校一样，留下了文献记录。第一个记录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由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1957年12月印出。
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58年6月和10月编印了《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编》（一），（二）两册，其中史料相当丰富。
以上三本言论集，当时是内部发行，现从网上的电子书库里，可以获得第一本。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第4部分“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辑录有来自两本书中的史料，我写这部分内容时也做了检索和查询。
1957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集中了近四千人，举行了连续四天的“辩论”大会（以下简称“四千人大会”），会上推出了五位青年右派作为批判的标靶。《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书中收文四十三篇，附录有五位青年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根据附录里的介绍，这五位青年分别是：
1何荦：29岁，浙江诸暨人，1949年11月入团，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项志遴：26岁，江苏苏州人，家庭出身职员，个人成分学生。1950年在清华大学入团。1956年曾去苏联短期学习，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3徐刍：27岁，家庭出身高级职员，1952年毕业，留清华任助教，1956年底调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团员，在清华担任过团支委。
4夏永年：22岁，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化工冶金所研究实习员，团员。
5徐志国：21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科学院办公厅专家工作处俄文翻译，团员。
五位青年中年龄最大者何荦，不过29岁；年龄最小的是翻译徐志国，才21岁；其中四人是共青团员。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与科学院定下了保护资深科学家的策略，这就是内部掌握的“9.8指示”；而另一方面，“7.9通知”要求，对右派的反攻要扩大。中科院的四千人大会，呈现这个反攻的声势。从书中记录可见，在青年科学研究者群体中抓右派，这是中科院反右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9月21日，中科院的三位领导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和副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做了总结发言。他们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五位青年右派，平均年龄才25岁，最小的在1949年才13岁，“有八年时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受到培养的”，那怎么解释他们成了右派呢？
郭沫若总结的一个原因是，旧的社会风俗习惯未完全改变，再加上年轻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这显然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照此推理，老一辈的人岂不是背的旧包袱更重，坏思想更是根深蒂固？郭沫若的确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解释为啥不抓老科学家右派要抓年轻人。接着他把祸水归之于“章罗联盟”的重视，并举了曾昭抡和钱伟长的例子来证明。
张劲夫认为，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成了右派，不是我们没有教育好，而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他这样强调反右斗争的性质：“右派分子是‘非我族类’”，是敌人，对敌人不能用教育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斗争。概括来说，他认为这些青年右派对党有阶级仇恨，有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有的人在肃反中被审查，因而心怀不满。他还将右派分子的思想特点做了如此概括，说他们离不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忘记了劳动人民。针对“独立思考”“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的概念，他强调，一切都要以阶级立场、马列真理为前提。最后讲到政治方向，既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张劲夫的讲话内容看上去有四个部分，其主题和观点相当分散，而且涉及范围太广，很难把握要领。仅以第二部分为例，在“我们应如何从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标题下，所讲内容被整理者列出了22个小标题，以便突出重点。下面他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顺序，我用星号标记出来，以便了解他的报告脉络：
第一，从阶级斗争来研究
第二，从社会主义生活资料分配问题来研究
马克思论公平的分配
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法权”对分配还起着作用
第三，从思想方面来研究
思想落后于实际
右派分子是政治问题，但也有思想根源
个人主义问题
“给”与“取”的关系
剥削阶级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有的人做工作要记账
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问题
有利于自己的比法
要过批评关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架子问题
修正主义问题
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
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
在上述每一个小标题下面，长则三五段话，短则一段话。估计整理者也担心读者不知所云，特别用了小标题来分节。若说张劲夫的观点不集中，他的每一节都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立场，论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若说他有要点，内容又那么广泛，其二十二个标题的论点可说是八方出击，内容之间缺乏联系。他的报告既没有涉及任何科学问题，也没有联系五位青年右派具体的思想观点。
杜润生讲话的标题是《清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以这一点为靶子，认为五青年的思想基础即三条，一是剥削阶级出身，一是修正主义，还有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其具体表现是叫嚷让共产党退出科学界，再一个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今天一般读者来看这些文章，很难进入他们的语境。大多数人不会再有兴趣来读，或者读也读不进去了。“文革”后的右派改正已经证明，这场反右根本是一场大悲剧。回顾当年，所有这些反右发言，呈现的都是那个年代的话语方式，它的特点是将一切归之于阶级斗争，任何批评都属于反D，言者注定有主观恶意。如果不如此反攻，党和G家就要陷入极度的危险。在有罪推定的话语方式下，只要将一个人的言论剥离出具体语境，再提高到“阶级斗争”原则上来分析，即所谓“上纲上线”；这个人注定难逃被治罪的厄运。
值得注意的还有，延续四天的四千人大会，虽然在“前言”中被称为“辩论大会”，整本书里完全没有一篇被批判一方的发言，实际上它就是斗争大会。附录里虽有五青年的“右派言论”，那都是事先收集整理出来，交给各位发言者去准备批判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