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持右派分子积极为之辩护”这个条目下，欧阳绛的“错误”表现如下：

物理所公布了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反动纲领“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准备进行讨论批判后，欧对刘的论点“大部同意”，十分感“兴趣”，积极鼓动群众一起参加辩论会，在会议进行中并想用自己的发言“扭转气氛”，在会上发表的言论很多方面都是和刘治平的发言相呼应的。42

那么，刘治平和鲍诚光是搞了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性文件”呢？

鲍诚光和刘治平在北大物理系是同年级同学（1952级入学，同年级同学中包括与林昭同案的顾雁和梁炎武），1956年毕业后，两人都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他们也都是南方人，刘治平来自福建，鲍诚光来自广东，此时职称同为研究实习员，这个职称相当于大学助教，也可以再报考研究生。但是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辑录中看，他的报考受阻，原因是家庭出身。

鸣放期间，鲍诚光不在北京，而在家乡养病。他给所里的赵保恒（也是北大物理系52级同学）和刘治平等写了下面这封信：

保恒、治平等朋友们：

很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科学院的整风运动。

但我建议你们在科学院开辟一个以“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民主墙，我相信热爱真理的人是愿意并敢于支持它的，我将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当然我并不希望它是孤独的发表，如果他们同意可以签上名，不同意就把“们”划去，希望你们另外发表你们的。

鲍诚光写的这一篇稿件，就是刘治平署名后与鲍诚光联名发表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文收入了《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43

今天来读这篇文章，读者无法理解怎么可以把这样的表白看作反党。作者在第一段即呈现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感谢共产党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切齿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向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以之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作者要阐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以官僚制度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有限制一党专政的政治自由和公民参与。这必然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满足人民知情权。文章第二段正是表明了这种政治诉求的必要性，作者写道：

由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是一党Z政的，正是这种缺点，使得党有更多的必要，（比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以便使党的政策经常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党在制定政策方针时要先与人民商量（注一），只有在多数人同意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才是正确可行的，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党还要经常接受人民的意见及时修改。我们要求党给予新闻以更多的自由（注二），报纸(起码一部分）应该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我们希望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况(除了具有军事意义必须对敌人保密之外），经常告诉人民使它接受舆论的影响。

本着政治Z由和公民参与的权利，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得到答案：

第一是各种生活物质资料普遍缺乏的真正原因。作者追问：这种缺乏和农民合作化有无关系，假如有关，党准备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第二是怀疑苏联对中国是“援助”还是“贸易”，要求党把中苏之间输出的各种主要物质的总额告诉人民。（刘治平在这一条后面署名加注：“这点我不赞成”。）

最后是认为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不能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以及其品质恶劣，而应该从战争年代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来考虑，鲍诚光写道：

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的作风（注四注五)引起了我们巨大的愤怒，我们认为这种排除异己的恐怖行为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把斯大林在军事、外交、农业等方面所犯重大错误的根源归结为“个人崇拜”与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恶劣是不对的。应该说产生这样一个斯大林是由于当时在斗争尖锐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客观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主观的思想意识——个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个人不良的品质发展成为敢于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这种与社会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鲍诚光能够写得如此尖锐，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和思考深度。他研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了解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更激进的观点。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大论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发表专栏文章《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铁托在演说中提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1957年鸣放期间，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都有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南斯拉夫道路的讨论。受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鲍诚光在给刘治平、赵保恒等朋友们的信中建议：在科学院开辟“民Z墙”并征集对这篇文章的签名，而刘治平的签名和将之公开，实现了这份文本的鸣放效应。

《鲍诚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中，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就是他为自己申辩的信件和发言记录；后一部分内容的时间跨度从反右开始后的6月10日到7月13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鲍诚光多次在所内的辩论会上回应质疑，重申文章观点，解释为什么应该从制度缺陷上找问题，何谓自由民主不够广泛。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他思考斯大林错误的一个思想来源，他在所内的辩论会上为自己的文章辩护说：

我说斯大林血腥统治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立亚蒂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镇压”，“在道义上应受遣责”，“专横”，“残酷”，“官僚主义制度”，“迫害犹太人”等字句，并且苏联也认为陶立亚蒂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言论，同样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说他反苏，而说我反苏？

由物理所的反右可见，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的四千人大会已经是反右的第二波了。此前一个多月，刘治平、鲍诚光的名字已经作为右派典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也是发行全国的第一大报，被《人民日报》点名，其影响之广大、后果之严重，不亚于被押上了国家级的舆论审判庭。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登出专栏文章：《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文章开头说：“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四千多干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他们极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人员和科学刊物编辑人员。”

在这篇文章中被点名的右派分子，首先是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肇燫，说他还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二个名字是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九三学社社员黄宗甄。第三个名字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聂光坻，接下来就是物理所的刘治平和鲍诚光。文章还特别公开了刘治平父亲镇反中被处决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带有阶级报复的性质：

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右派分子刘治平因为他的反革命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一直对共产党抱仇视态度，说今天的社会“黑暗”。整风一开始，他贴出了第一张反动大字报，此后他又诬蔑肃反运动，打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