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打算过多地引用这些“右派言论”，以此为五青年右派洗雪。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出这本书一读。按照现代人Q的观念，人人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Z由，这些Z由不应该受到干涉。同样，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接受监督，批评和监督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这些在今天都是常识，而不应该遗忘的是，在中科院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中间，那时就有这些常识。而反右恰恰是针对这样的民主常识而施行的政治实践，它要确立的是另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在反理性和常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重读这本书中按阶级斗争的是非观整理出来的“右派”言论，尽管那些观点已经被掐头去尾，并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出五位青年右派的民主诉求和思想批判的光芒。

何荦的批评转引了最高领袖的话，他说，“秦秘书长在传达毛主席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就剩下吃饭生孩子’。这还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想到做研究工作，他们有一套政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在鸣放中知识分子积极性很高，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党内外有墙，没有充分机会，没有充分可能让知识分子去关心国家的事情。”15

何荦、项志遴等都对反胡风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坦然承认，对胡风的许多话有共鸣。他们为胡风抗辩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集团的材料有80%是错的”。何荦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在科学院搞得太过火，老是搞运动，不作业务。关于肃反，何荦在小组会上说：“肃反运动中说5%是坏人，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结果一无所获。”16

项志遴的言论里也包括“攻击肃反运动”，他的批评更尖锐。他认为，由于斯大林错误理论的指导，肃反扩大化：“肃反运动违反了法律，对人权有了侵犯，随意斗争，关闭，随意责骂。”17

当鸣放风向遽然转为反右，项志遴和所内另一青年张家琨逆流而上，勇敢地发出异声。他们认为，所内的做法是“围剿”，“人身攻击”。项志遴并给兄长胡绳写信，“骂‘党中央糊涂，这样下去将有很多人不敢讲话，还能敞开言路吗？’”18

通过这些“右派言论”，我们也看到，在这所国家级的科学殿堂里，反右采取的手段与基层反右如出一辙，科学界本应具有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影子也不见，我将这些手段大体列举如下：

一日记治罪

五青年中，徐志国最为年轻。“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大部分是从他的日记中收集得来的。被引用的内容包括他早自1957年5月3日，迟自当年8月14日的日记。在会上发言的吴明瑜还提到：“从他五年来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感的强烈已达到何种程度”。19由此可见，组织上掌握的远不只是徐志国鸣放前后的日记，而是他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全部日记。附录中没有说明这些日记是怎么得来的，但在反右期间，通过日记检举右派言论并非罕见。以徐志国的情况来看，日记是在反右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曝光的。再看于家珊（科学院专家工作处）的发言，她说徐志国在反右批到他头上时，“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记，用毛笔把最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字眼涂了去，并把日记寄回了家中”。20既然寄回了家，为什么又全部被追回？只有一个解释，要么是徐志国迫于压力交出，要么是他的举动被跟踪，日记被截获。无论如何，他写在日记里的心情独白和记事，这时都成为致命的罪证。

徐志国右派言行的第一条是“利用整风，向党进攻”，可是，如今我们来看被列举出的日记内容，那只不过是期待鸣放又有所犹豫的心情。他的鸣放意见，也仅仅涉及本单位的人和事。他顾虑着，周围的人都保持沉默，自己鸣放后可能会遭到报复。所有这些思想矛盾、欲言又止的心情和自我激励的记录，都被放大、歪曲为“向党进攻”。徐志国热爱文学，曾先后给文学所办公室领导写过五封信，希望调入。这本是与鸣放无关的个人事务，但都同样被记录为反D言论，连他的谦逊求教，也被抹黑为“笑里藏刀”。

二祸从口出

这些言论是怎样整理出来的呢？按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贯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检举。从孙亲仁的批判发言可见，五青年中，项志遴并没有贴出过一张大字报：“只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华的大字报上加了一张豆腐干一样大的小条子，他发的言论都是化整为零东一句、西一句”，但群众发动起来后，“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21

附录材料里的言行，不区分鸣放前后，也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流。所有言论，哪怕是早在1954年说的话，这时都被追查出来。言论场合包括而不限于：1.公开发言、大小字报、意见反驳、给报社的投稿、给领导的汇报等。2私下议论，包括前述日记，同事间的聊天，在家听“美国之音”及其转述，给友人的信，亲兄弟间的书信和交谈。3反右开始后的检查、自辩、文字和情绪反应。4来自外单位的揭发或外调材料（如徐刍在之前任教的清华大学所写大字报、他对自杀学生家长的走访）等。

将一个人在家庭里的行为和言论来治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亲人也受到压力，被迫要作出交代。在《徐刍的右派言行》里，有他和他弟弟徐威所讲的话。还说他“潜入图书馆厕所”写匿名的煽动性的反动标语，谁能做这种厕所书写的见证人呢？实在匪夷所思。

三强迫认罪

与基层反右中发生的直接暴力相比，科学院反右虽未见出现肢体暴力，但强迫认罪带来的精神折磨也从这个材料汇编中折射出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在公私场合的言论一一被揭发出来，歪曲为政治诽谤，他还怎么可能泰然自处？附录中可见，到8月15日，何荦已经做过三次检讨，依然被认为是不老实。批判会不仅要他自己认罪，还要他交代所谓小集团和反党阴谋。材料中描述他“进行了全盘的反攻”，今天看来，就是针对这种强迫认罪的痛苦爆发。他说：

我觉得没有办法，检查没办法，不检查也没有办法，就是再检查一千次，你们也不能希望交代出来反动集团和阴谋来！

如果同志们想要我谈出惊人的东西，那么我以后就不再作检查了。22

从数学所潘一民的发言中可见徐刍的遭遇：

我们一共对徐刍的问题开过六次大会，另外还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小会和多次的个别谈话，同他展开说理斗争。

他对组织也使用了各种无耻的手法，有时是怒气冲冲，装疯装死，有时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饶。23

反右两周后，徐志国如此写道：“现实，就像是一条皮鞭似的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心上”，他甚至想到自我了结：“如果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话，那么我的躯体留着也是没用的。”“我不想对任何人诉说我心中的苦烦，甚至不愿意让它流露出来。”这明明是吐露内心的痛苦，却同样被歪曲为“向党进攻”。24

对被批判者的污名化延伸到各个方面，从政治态度到业余爱好。项志遴曾经申请入党，这被斥之为“企图钻进党内来瓦解党”。批判夏永年的发言者追溯到他的中学阶段，说他对“玩弄女性、出入舞场、赌博等这些下流勾当感兴趣”；欣赏爵士音乐、美国电影，这些都被归咎为“留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