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压力之下，被批判者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了。在四千人大会批判之前，徐志国已经在科学院的院内大会上做了两次检查，他在日记里写到被迫服从：“我现在是先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再去找寻、拼凑，甚至创造些事实，显然，这些事实愈是耸人听闻，愈反动，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彻底、愈忠诚，我现在不是根据事实来给自己戴帽子了……”。26

结果，这段话依然被作为罪证，列于材料中这样的标题下：“支持右派言论，反对反击右派”。

三不存在的科学共同体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有关科学共同体及其社会责任的讨论。科学共同体，包括科学家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负有社会责任。

回顾中科院反右，若是看四千人大会发言，我不禁要问，这个科学共同体在哪里？

五位青年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受批判，附录材料中连带被点名的右派分子，一些人后来被彻底逐出科学界；而批判他们的又是些什么人？不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是有一批资深科学家参与其中，后者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还有一些人在“文革”后的科学复兴中成为院士、“两弹一星”的重要功臣，获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项。

这些在反右后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科学家，他们的专业成就已载入史册。但这一时期他们对五位青年的讨伐，也留下了读来令人心情沉重的记录。

会上发言者，有八人一组、五人一组的集体代表，也有不同专业和类别的个人。以个人名义发言者有陆祖荫、陆学善、彭桓武、郑国章、林兰英、钱皋韵等三十七人。

陆祖荫是核物理学家，时年31岁；他主要是批判物理所的项志遴，说他与张家琨结成“项张联盟”，“气焰十分嚣张，手段也极阴险。”27

1980年代北京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成员孙亲仁，这时在物理所工作，他继续揭露项志遴，说他面貌伪善，行动隐蔽。在苏联学习期间受到苏共二十次党代会的影响，接着波匈事件发生，他就彻底右转，“放出一支支毒箭，从细小的具体问题到根本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诬蔑。”28孙亲仁揭发了项志遴的许多言行，如他在苏联留学时对斯大林肃反恶果感到震撼，回国后关心抚慰肃反中被斗的人；又说他在所里几次发言与其他右派分子结盟，这个“项张联盟”形式上破产而余脉未断。

磁学家陆学善，时年52岁；1955年被选聘为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他批驳何荦所谓“不要党领导科学的问题”，说何荦的说法跟章伯钧等主使下民盟的那份“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实质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无政府状态。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忆苦思甜，说解放后八年所取得的成绩，“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29

彭桓武，时年42岁，英国留学，在国外工作九年，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参与创办了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他的发言不知是自己亲笔写的还是别人代笔，总之，引用了刘少奇的报告、于光远的文章、周恩来的报告来说明党的领导是科学发展的幸运，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些内容多是重复，也很空洞，但提到所里的项志遴，他的轻蔑和反感就很明显，意见也具体了。他揭发说，项志遴的哥哥（胡绳）姐姐“离他十万八千里，对他思想没什么影响，”30他认为项志遴的思想根源是他的舅父，这个舅父是没落的反动汉奸。

像陆学善、彭桓武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有在会上发言的其他归国人员代表，他们不是受到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吗？不是应该有独立思考吗？他们怎么会加入到这场“猎巫”运动中来，怎至于用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对待年轻学者，敌视自己的同事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场批判的伤害性吗？

我对自然科学家群体缺乏研究，仅据熊卫民等人对科学家的系列访谈录来考察，我看到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一些高级科学家对党的绝对信任和追随，使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

再则，从对政治运动的切身感受来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断，不过，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风集团等，整体来说，对自然科学家的冲击比对哲学社会科学家的冲击相对要小一些；尤其是1954年以后回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对这些运动的伤害性缺乏体验，也不存怀疑。

有关冲击相对小，这里有一个例证，巴延年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曾经谈到。巴延年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属于管理层政治干部。他说，在反胡风之后开展“肃反”，分院有人自杀了，上海市委叫停了运动，“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31上海分院其实在内部还是搞了调查，但科学家们自己并不知道。最后由高教部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召集⾼级科研⼈员开会，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也不学习了。

何祚庥，1950年代初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1956年11⽉到中科院原⼦能研究所工作。他谈到反右之前的政治运动时说，毛泽东发起的那些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反对胡适唯心论等，既是学术批判运动，又是政治斗争；主要是要在思想理论领域争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但在反右之前，“自然科学领域不是争夺的对象，共产党当时并不太想控制自然科学。李四光副院⻓曾对毛主席说，请共产党派⼈来领导科学院。据说那时另⼀位负责同志回答说：‘我们不懂，还是你们弄去吧’”。32

而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这时，高级知识分子确实体会到了在新中国受到的重视和礼遇；很多人感恩党和政府。“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写进了指示里，该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改革工资的决定。改革后，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工资收入明显提高。1956年，一级研究员月工资达345元，而1955年仅218元；级别最低的研究实习员月工资为62元”。33在1957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才21.13元。如果是学部委员，每人还有100元津贴。相比之下，一位一级研究员兼学部委员者的工资等于十五位普通职工的工资。

再说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很多人在战乱年代离开中国，他们认为那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对回国后的事业前景缺乏信心。而在1949年后，受到新中国政府的召唤，也因为爱国思乡之情，渴望归国参加建设。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1951年底开始禁止理、工和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留在美国的科技人才在就业和升职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当他们经过艰难的努力回到祖国，又进入到科学院的专业机构，内心是深受鼓舞的。

更为特殊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宽容度。前面已经说过，1954年以后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中共中央在“9·8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这个区别对待，便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1957年，固体力学家黄茂光41岁；他1956年1月底回国，4月进了力学所。和其他三十个归国人员一样，职称为副研究员。他在接受王德禄访谈时说到反右时置身事外的情形，就表明了这种不同的政治待遇。他说，反右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参加的头一个运动，他们当时“算是局外人”。局外人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呢？“给别人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反右中他们都没有遇到麻烦，但他同时也知道，力学所内定的右派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