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

我们家在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六年从重庆迁到北平，住在西四北报子胡同九号。这是一个略有西洋风格的两进四合院。前院南房是外祖父张元夫的书房，很大，中间是木地板的房，我父母住。后院的正房有走廊，是外祖父和外祖母起居室。两边的厢房是亲戚和佣人住的，后院东房还有一个餐厅。后院本身有一道木栏，木门和台阶，可以关上使正北房独成一体。院子里有很多大的金鱼缸，直径全在一米以上，当然还有海棠树。

我的二姨带我和弟弟以及她的三个孩子（当时已是青年了）住在中间的房子。这里从前院叫北房，从后院又可以称为南房，好像正厅的南北两面全能出入。那时家里人口很多，不少是东北老乡和远方亲戚因战乱到北平投亲。

在四合院东有一个夹道，有两间平房，前面的是车房，外祖父的汽车就停在那里。后面的是厨房，因为当时全家大小十几口，需要个大厨房。这个夹道有一口手压水井，靠墙是一排桧树。当年北京地下水位很高，大人只要摇动压水柄，清澈的井水就呷出来了。夹道直通后院，那里有不少桃树，还养了一口猪。这是家里保存的东北老家习惯，剩饭剩菜用来喂猪。过年杀猪，猪的胰腺还要加土碱熬成肥皂使用。所以东北人又称肥皂为胰子。但这种胰子里面混杂了土碱中的沙砾，我很怕用来给我洗澡，因为沙砾磨的皮肤很痛。

大门的门洞有一个门房，我记得有一个张司机，一个门房叫李典和一个老家人叫赵二大爷在那里住。赵二大爷是河北香河人，按后来的成分是下中农。他解放后只好回家种地，每年都来看望我们，对乡下的事发牢骚，是我小时唯一听到对政府不满的言论。李典是张家口人，五十年代回乡后也常来我们家拜访，每次我开门，他就问候说：“二少爷好。”搞得我又害怕又得意，好像自己是故事中的人，因为那时只有电影和故事中有叫少爷的。他来诉述过家里如何贫困，根本没有粮食，冬天只能吃冻土豆。虽然我们家里已经败落，但每次也尽量找些旧衣服给他们，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要帮助贫苦人，尊重佣人。

我父亲是比利时鲁汶大学毕业的煤矿工程师，抗战时他放弃了开滦煤矿的工作，而内战又使他无法在北方找到工作，就在母亲陪同下去上海寻找机会。外祖父有时到上海去看他们。他们就住在现今的淮海路上，是租的房子。

四八年外祖父对是走是留举棋不定。他自己认为没有干什么得罪共产党的事，抗战时在重庆和叶剑英，董必武全很熟。后来在参政院和董必武，林伯渠往来也很多。加上他年轻时思想左倾，一直到抗日期间和苏联的关系全很好，觉得没有必要躲避共产党。

外祖父一个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朋友经常来，他多数穿长衫。这个人还认识傅作义，非寻常之辈，外祖父估计他很可能是共产党地下党党员。外祖父就问他去留的意见，不料他说“你还是到上海呆一阵，看看局势再决定”。这使外祖父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了。

在北平即将被包围之即，外祖父突然回来了，大约是打点家务。他还去看望了老朋友马占山，问他到不到南京去。估计中共地工已经和马占山有了联系，马占山表示如果我外祖父能承担他后半辈子的生活，他就走。外祖父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我的生活还没有着落呢，我无法担这个责任”所以马占山就没离开北平。

可外祖父因为等了几天就耽误了时间，他要动身时，共军已经包围了北平。他是由现在东单公园那里的临时军用机场跑出来的。这样我母亲托给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无法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把我带出来。我当时两岁，有能力和一个老人同行。弟弟一岁，不可能出来的。因为等马占山，我留在了北平，我人生的两个转折点都是和战争有关，这是第一个。外祖父的飞机是先飞到青岛，再设法转机到上海。

马占山留了下来，据说他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可共军进城后对他并不好，甚至通知他每天要到军管处报到。他在一九五O年病逝，死前对儿女表示后悔没听张元夫的话南下。

为什么我外祖母没有一起离开呢？据我表姐回忆，我外祖母说：“抗战八年我跑累了，不想再跑了。刚在北平安顿下来，那么多事没办，我一离开，这个家不就完了吗？”她觉得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往来国统区和沦陷区也不是很难的事，国内战争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大关系，老头子离开，躲躲风声也就够了，顶多分开一两年。但她万万没想到，这是生离死别。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我外祖父一九六九年在台湾去世，葬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还题了个碑文“尽劳芳粹”，大约是个公式化的题字，很难说是真迹。他其实离开大陆二十年，除了研究易经和论语，什么事也没作过，并没有操劳的事。

说来凑巧，我一九八一年夏天第一次去台湾，那天刚刚给外祖父扫墓回来，就接到在美国的弟弟电话，说外祖母故去了。当时大陆和台湾不能直接联系，要通过美国来辗转音信。外祖母骨灰在万安公墓安葬。后来我们把台湾出版的外祖父讲论语和易经的几本书也葬在这个墓里，算是合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