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家在北京西郊的东北义园有一块墓地。我外祖父的母亲在抗战胜利后故去，就安葬在东北义园。这是东北人为客死异乡的老乡捐助修建的。听说张作霖和张学良全有捐款，其中还有一块墓地是专为安葬东北军人的。其中不乏因抗日牺牲的军人。东北义园还是一个桃园，遍植水蜜桃，六十年代只供出口，我们去买也不成。但文革时义园的坟统统捣毁。唯有我曾外祖母的坟是混凝土浇铸的，虽被敲打的满是瘢痕，但无法毁灭，至今尚存。只是现在一切向钱看，新成立的公墓管理还要打这个墓的算盘。他们说，为了重修，要我们同意启墓火化，然后可以“给”我们相当现在两个的墓穴。因为当年这个土葬的坟穴现在可以卖成六个到八个墓穴。我们当然无法同意，但也无力重修，只好留在那里，还是文革的纪念。不过这又有很多年了，现在如何，尚没有最新的消息。

回到六十年前，章士钊是李宗仁政府的和谈代表，到北平来谈判前还和我外祖父商量如何劝毛泽东不南下。大约那时很多国民政府的官员，遗老遗少全有这样的幻想。我上中学时看到外祖父从上海来的一封信，那时南北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可以通邮。外祖父在这封信中还认为会南北分治，家人会很快团聚。但毛泽东熟读历史，怎么会这样蠢？他当时就说了：“益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军事上讲，从政治上讲，毛全是对的。

看郝柏村最近的回忆，他至今还以为当年有南北分治的机会。至今还不明白政治，难怪国民政府一九四九年垮台，难怪郝伯村当了一年台湾行政院长下台。今天看来国民党败给共产党，贪污腐化不是主要的原因，至少不是唯一的原因。搞暴力政治，收买人心，弄统一战线，潜伏高层国民党全不是对手。

北平被包围后，城里国军多了起来，他们要征用住房，当时叫号房。一个韩团长就来到我们家，号了南房，即外祖父的书房住。他也是一个东北人，还对我的表哥说，我们现在退守城里，就好比先把胳臂弯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但没等打，一夜之间，他们就撤到城外整编去了。那是因为傅作义决定放下武器，保护古都免遭炮火涂炭。韩团长的军队奉命撤出北平整编。据我外祖母说她头天晚上还请住在前面书房的国军军官吃了一顿饭。我长大了听到此事，想：那大约是这些军官这辈子最后一顿丰盛的宴席了。不过表哥和表姐全认为不可能请这位韩团长吃饭，因为他们的调动太突然。

我对韩团长没有任何印象。但我记得围城时，在窗户下挖有防空洞，其实就是几个类似散兵坑的土坑。我还记得有时可以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那时我不到三岁。很多人不相信我能记住。

不知为什么带领解放军部队接管北平城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的政委莫文骅选择了我们家的前院作为他的军部。我当时很小，当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记得我们家一下变了：门口有两个战士持枪站岗，所有的大人出入全要盘问。原来的门房成了传达室。有不少文工团的人也住在我家，他们把附近白塔寺里的大鼓搬了过来，早上击鼓。我看了挺兴奋，也在旁边手舞足蹈。我记得还有拉小提琴的军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持枪的军人跑起来身上的武器枪弹互相撞击，吭砊作响。于是我在衣服兜里面装上石子和小铁片，制造同样的效果。

但是莫文骅的军队并不过问我们家的事，对我们很客气。莫文骅本人还来拜访了我外祖母。他住在外祖父的书房，看到书房有不少线装书，就问外祖母可不可以看。他看完之后一定放回原处。我从没听家里大人对军队有什么抱怨。只是觉得不方便。一次我舅舅从天津来，在门口被站岗的士兵堵住不让进，恰巧我在门房和士兵玩，舅舅叫我赶快进去找大人出来接他。

军队也不动我们的财产。有一天高崇民打电话说要借我外祖父的汽车，他当时是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也是我外祖父的朋友。我祖母当然马上叫张司机把车洗好，嘱张司机好好开。哪知到了高的办公处，高崇民对司机说：“你回去吧，我有司机。”这样外祖父的汽车就易了主。我们从此就和汽车无缘了。不知为什么这位高先生对当局进了不少谗言，导致我外祖父成了“特务”。但在文革中高崇民被关到秦城监狱，其罪名也是特务，一九七一年死在狱中。不过我相信无论是我外祖父还是高先生全不是国民党特务。但在某种意义上说高崇民倒是共产党特务。一九三八年八月，原张学良部下的高崇民随国统区参观团到了延安，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和中共建立了特殊的关系，回到重庆以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起到了一般共产党员所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那时北平的谣言很多，其中一个说要对有钱人家“扫地出门”。家里惶惶不安，就决定把我送到一个寄宿学校，以为交足钱，即便抄了家，我也不会流落街头。我记得是由我的姨带我坐三轮去的。先在那里参观，到我兴致勃勃地时候，一回头，二姨没有了。我放声大哭。我还记得过了几天我舅舅来看我，我很生他们的气，决定不理他。但他带来一些好吃的东西，叫我到一个房间里去吃，我就去吃了，也不和他讲话，吃完就跑出来，完全不知道家人的苦心。

后来没有发生扫地出门，我被接回了家，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半天幼稚园（后来才叫幼儿园）。那时的香山慈幼院不在香山，在中南海西的府右街上，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所。等到国务院来接管时，香山慈幼院要迁回香山，改为寄宿学校。家里就给我退学，转到昭慧幼稚园，在西单南石驸马大街，即文革后改名至今的新文化大街。香山慈幼院是民国初年总理熊希龄创办的。昭慧幼稚园好像也是熊希龄和他太太朱其慧女士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