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瓒绪将军遗像。

将军威名震蜀中，抗击倭寇胸有谋。

疏财办学留义举，乱世执戈亦英雄。

错将独裁视尧舜，误把赤诚献秦龙；

可怜家口皆为奴，而今仍是一冤虫。

我是“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成都人（据说这条广告词出于“创意大师”张艺谋之口，成都市人民政府整整花了几百万元），又是这个城市“解放”那年第一批参加革命工作的“翻身奴隶”。那时我是一家茶叶店的学徒，自然“热爱党和毛主席”。所以在工作上一贯政治立场坚定，敌我界线分，对“阶级敌人”从来不软手。没想到七年后我也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一个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份子”。

不知是三生有幸还是祖先积德，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竟和国民党要员一起关押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这儿相当于北京的秦城监狱，没有点儿“功底”是进不来的。当时一同关在这里的有国民党中将、“川甘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周迅予，达赖喇嘛经师（名字记不清楚了），国民党抗日名将曾任四川省主席的王瓒绪，以及一大批国府党政军要员。在那食不果腹的饥寒岁月，王瓒绪就活活饿死在这里。我常常回忆起这段往事，常常梦到这段往亊，如刺鲠在喉，不吐不快……

王瓒绪，这是一个英雄的名字！1937年卢沟桥事变，亲率第44军（编入第二十三集团军）开赴抗日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为抗击日冠立下汗马功劳，堪称数一数二的抗日名将。

1949年12月14日，他在成都与刘文辉、潘文华等国民党军政大员发起通电起义。据说这之前的半年，他们就早早地与中共二野邓小平、刘伯承派出的代表谈判，【吴越按：是贺龙的政治代表杜重石将军（属牛的，今年100岁，仍健在，住上海）；详细经过，请参看吴越着《中共特使杜重石》，东方出版社出版。】商议“和平起义”一事。待国民党中央军从成都撤走西昌，王瓒绪将军立即披挂上阵，出任成都市“治总”司令，出面维特成都市面秩序，还颁布十二条杀令：凡抢劫、杀人、强奸、闹事、纵火、偷盗、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杀勿论。那插着“治总”旗帜的大卡军车，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来回巡逻，不几天真杀了几个抡匪，自此街市安静得像座古庙，没一个人敢撒野。

应该说，他为四川的“和平解放”和维护成都的治安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不知为什么没捞着官儿，1950年共产党只给了他一个川西人民博物馆馆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合省后改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10月，却以“叛国投敌，偷越国境”之罪，先于我关押在“四川秦城监狱”。他经不住关押，更经不住饥饿，于1960年11月活活饿死在狱中，时年75岁。死前天天骂共产党是个骗子集团，专门整人害人……

我因主办民刊《往事微痕》，发起“五七人二代心路历程”专集征文，有右友谭显殷（原重庆团市委宣传部长）之子谭松，寄来一篇他采写的文章《一个将门后代的遭遇——王薇》，才知这位起义将领的遭遇比我们“翻身人家”更惨。他不但饿死狱中，他的十个儿子，除了老大是国民党44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1975年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老三极右、老五——反革命、老七——极右、老八——极右、老九——反革命、老十（当时还是重庆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右派。除老六在台湾、老二病亡外，其余的都成了“分子”。真是“将门出虎子”，一个个都“金榜题名”。

据他孙女王薇（即老三王大虎的女儿，现居重庆）在回忆中说：“祖父（即王瓒绪）1885年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了秀才。他喜爱书法和诗词，也好收藏图籍。1908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同学，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军”；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改任第二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达5年；1930年，创办重庆巴蜀学校；1932年，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第三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全川；1935年，任第四十四军军长；1938年，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底至1945年，率第29集团军出川抗日，参加了随枣会战、第二次随枣会战、宜沙会战、滨湖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战役；1944年，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任陪都卫戍总司令，同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1948年，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辕副主任、重庆行辕副主任、西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14日，在（杜重石的策动下）成都通电起义；1950年，任川西人民博物馆馆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57年10月，离境出走时被捕。1960年，在狱中去世。

祖父虽然戎马一生，是陆军上将，但他骨子里是个文化人，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的影响，他对故土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他不愿去台湾的原因之一。1949年起义时他对共产党并没有认识，【杜重石是秘密党员，对外的身份是“袍哥大爷”，是“民革”发起人之一。】也没有接触，不了解。他只读过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读了那首词，他觉得他同毛泽东在孔孟（之道）上是相通的。但是，进入“新社会”后，他对共产党开始有所认识，并越来越不满：他认为共产党的一系列作法违背了中国的文化和和文明传统。连简化汉字他都十分反感，他认为文字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物，不能随意改变。1957年“反右”，他的友人纷纷中箭落马，比如，与祖父有“三同”（同乡、同学、同庚）的著名民主人士鲜英、曾作为统战对象的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云南起义将领龙云等都被打成右派，并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口诛笔伐”。祖父对此非常愤怒，认为共产党太不像话，领导人政治品质极其恶劣。另外，他也感到大事不妙，他平时就爱发牢骚，从不隐忍忌讳，甚至直接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日记、诗词，对“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镇反、三反、五反等发泄不满。他觉得他也会步龙云等人的后尘，于是他决定出走。1957年10月，他以治病的名义来到重庆，召集了在重庆的所有家庭成员开会，当时我只有九岁，也跟爸爸去了。祖父是习武的人，剃个光头，红光满面，每天早上脱光衣服，练拳，劈劈啪啪周身拍打。他还信佛教，每天晚上盘腿打坐，身体和精神一向都很好。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看上去身心像是受到极大的伤害，他睡在床上，脸色很差，神情十分沮丧，也可以说是很绝望。他对父亲他们，包括他的几个夫人说：“从现在起，绝对不要说任何话，绝对不要提任何意见，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共产党马上要开始算帐了。”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饭，但气氛很沉闷，吃完饭各自就回家了，祖父住在解放西路，我们住在七星岗，我记得那晚还下了点儿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