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实验者刻意在受试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儿”（实验合作者），并让他们当着真实受试者的面选择统一的错误答案，比如B，当每组七个人，错误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儿”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很少有真实受试者能坚持自己见解，依然选择正确的C。

少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美国——天天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国。

“阿希实验”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重复，实验者更换的问题都是最基础、常识的，但得到的实验结果却惊人的一致，事实证明常识的明显程度根本无法战胜更多的错误回答给真实受试者产生的“信息压力”——前面说出错误答案的人越多，受试者就越容易放弃自我思考、而屈从于集体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烟无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领先西方心理学研究数十年。而在现实社会中，你看那些专家教授求医问药、有病有灾的时候，也抵挡不住大师和托儿们合伙的三两句忽悠。如此低级的骗术总是屡试不爽。

当他们放弃思考，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就堕入了愚蠢之渊。

而在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越大的群体，越强调集体而非个人的意志，这样的现象就越走出实验室和杀猪盘，而变得多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现象。

人类的思维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因从众而愚蠢的思维bug？这也许可以从进化上去寻找原因。

人类所属的灵长目是一种普遍群居的动物，在长达上千万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都必须通过与所属群体的合作来生存，甚至我们的语言，最初也是为了在族群内沟通和交流、而非独立思考、认知世界才创造的。而对于一只猿猴来讲，服从和跟随族群进行一个错误的决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芜、没有果实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远远大于自己独立行动。因为猿猴离开自己的族群是难以生存下来的，即便生存下来也无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尔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这个“特立独行”的基因也会因为绝对数量太小、而“基因漂变”而淘汰掉。

于是久而久之，从众就在基因层面成为了一种刻入人类骨子里的一串代码，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压力沉重的群体当中，这种基因层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发。

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是勒庞所谓“乌合之众”、是鲁迅所谓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朋霍费尔所谓愚蠢——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复发，被无数的智者所提及，却从未被医治。

然而，人类毕竟已经不是猿猴，人类作为个体，要为群体所呈现的愚蠢负责，一个生活在二战中的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只是对良知的视而不见，就减轻罪责，燃烧弹和战败的苦难，终归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时代的巨轮会碾碎所有冷漠、事不关己与小确幸。

“他们的认知对得起他们的苦难”，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但这话其实是可以修正的，确切的讲，人类基于胆怯而非无知所呈现的愚蠢，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不过，”朋霍费尔最后说，“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勇敢思考，直面真相与良知，才是对愚蠢真正的救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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