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生物学领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数以万计的相关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苏联科研人员在技术已经能够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正确的孟德尔进化论思想，而坚持过时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流氓李森科说服了斯大林同志，后者把孟德尔的进化论钦定为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书为苏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义的谄媚，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透出的最鲜明的气息，就是愚蠢。一种视真相而不见、活脱脱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苏联的科学研究，在智力上当然无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层面，它透露一种比对手更愚蠢的气质。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或曰一种道德选择——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后依然选择无视；在明明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的选择。愚蠢的行为只是它最终的外化，道德上的残缺方才是它的实质。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几乎随处可见朋霍费尔所谓的这种“愚蠢”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未必有什么残疾、甚至在许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计，但在言谈和行为中就是透出这样一种“蠢”气。交往中、饭桌上，当你跟他们谈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屠杀、迫害和人为的饥荒、灾难，他们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都显得麻木而漠不关心——“即便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说这些干什么？都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听。”

如果你进一步告诉她，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参照，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反思，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还可能再犯，已经获得的幸福生活也许会得而复失。他们会干脆把耳朵堵上，觉得你说这些“大道理”烦透了，我就想过我的日子，小确幸。

然后你才会体会到，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什么“精致利己”，就是一种毫无远见、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这是波士顿大屠杀纪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说明了一场灾难是怎样对一个愚蠢的人“温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残疾。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愚蠢的人在抛弃了对他人的同情、与对公义的追求的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了彻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发生、愈演愈烈的风险，最终在这风险中覆灭。

朋霍费尔在写作《论愚蠢》的时候，回忆了大量的他所接触过的、在纳粹时代生活的德国人，他发现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这些人也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能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拒绝警醒。

更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恶其实更难说服与战胜，因为一个单纯邪恶、能做成坏事的人，是并没有放弃逻辑力、和对事物的认知的，邪恶只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认知壁垒。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击败他的逻辑、把他从认知壁垒中拉出来，你还有希望能说服堕入邪恶的人，所以邪恶自身中就埋藏着毁灭自我的种子。

但愚蠢则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道德选择，是对一些事实和道理的视而不见。所以你没办法和一个彻底的蠢人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他会对你所有的事实和道理都选择蔑而视之。

“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思操心那个？”“饭都吃饱了，还操心那个干什么？”——这两句最常挂在许多国人最边上话，形象的说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道德状态。也显然是古代帝制两千多年愚民教育驯化最终得出的灿烂成果。它让人像猪一样只关心吃饱没吃饱。

而我们说猪很蠢，其实不是在说猪智商低（实际上猪在所有常见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为猪只关心吃饭的问题，吃饱喝足它就无所用心了，在没有挨最终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样快乐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认知能力弱，记忆力弱，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可是你跟他们交往和谈话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交谈或者争辩，而只是在跟一堆口号打交道。他们的头脑被严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几句类似于标语口号似的东西。

而他们就用这些标语口号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接纳这个世界，也没有悉心认知这个世界的愿望。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让头脑变得一片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