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国，以牧师的身份参与对希特勒及其党徒的软抵抗工作，最终，他因为常年参与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而于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纳粹德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他被党卫军紧急秘密处死。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就自杀了。而朋霍费尔去世时年仅39岁，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勇敢而伟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战后，能为人类结出什么样的思想硕果。

但也许是预感到纳粹不会放过自己，朋霍费尔在被关押的两年中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写成了《狱中书简》。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论愚蠢》，在该篇章中，朋霍费尔提出了两个洞悉人性黑暗与幽微的论断：

第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状态，而是一种道德状态。

第二，相比于备受谴责与警惕的邪恶，其实愚蠢才是人类良善最大的顽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由于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德式逻辑学训练，朋霍费尔的论说是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却又高度凝练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他的前一个论断——为什么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不是“智力状态”？

即便你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文科，没有受过高数微积分的折磨，你在中学时应该也接触过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极限、求导等等概念。在学习较高深的数学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确是明显的——有些学习者对这些概念一点就通，能熟练运用，而另一些人则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所在。

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状态”上的差距——中国人往往形容智商高为“聪明”，这其实很准确，因为智商高的人，的确就像视力好、听力强的人一样，能够见人所未见，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学科，那些属于低智力状态的人就像近视眼无法看清远处物体一样，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费尔所定义的“愚蠢”却并不指这种“看不到”的状态，而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形容不信者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晓。”

在冷战时代，美苏在航天、微电子、生物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竞赛，期间苏联由于高度重视理科教育与科研，其实培养了一大批绝不逊色于美国的相关专家。但邪门的是，在所有这些投入金山银海的领域上，苏联最终都全方位落败了——航天领域先胜后败，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被美国彻底反超。微电子和生物领域则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几条街，直到今天俄罗斯在芯片生产、生物医药等领域依然是绝对的弱国。

为什么苏联遭遇了如此的惨败呢？是苏联的科学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么？当然绝不是的。细究起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视而不见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苏联发生了史上最悲惨的航天事故，航天员科马罗夫在结束联盟1号飞行任务时因飞船坠毁而不幸牺牲。该事故与同时期爆发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让苏联在航空竞赛上慢了下来。但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航天局的科学家、乃至航天员科马罗夫本人，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飞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射升空了就有极大概率回不来了。但1967年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苏联高层向航天部门施压，为了展现苏联的制度优越性，必须强行上马一系列项目以“献礼”。于是决策者为了“献礼”就堂而皇之的无视了那些他们算得出、看得到的风险，以人命为儿戏，硬上、蛮干。

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其他学科上还有很多，比如微电子研究领域，苏联学者明明已经认知到了基于半导体的晶体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却硬着头皮走了十多年死磕过时的电子管的弯路，原因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同志下达的最高指示要求相关部门搞好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