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主动或被动的愚蠢，都往往会产生一些伴生品——因为它的理想在于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会倾向于把其他所有的道德、荣誉乃至对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给一个外物。于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这样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温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俄罗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称那样，迅速的结束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俄为了这场战争将要付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实外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体煞有其事的分析说：俄罗斯领导人那是什么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触到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断一定是英明果断的，睿智富有远见的，是有一盘大棋在下的，你们就瞧好吧！

这种“俄版大棋论”在当时的中文舆论场上流传甚广，每个家族群里大约都有一两个人在传吧。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被这些论主疯狂推崇的俄决策者，其实也压根没有什么大棋在下、鲁莽开局后到底该怎么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团抓瞎。

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盲目鼓吹个人崇拜、见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万岁、原地高潮的人，其实都是“”愚蠢”的典范——因为他们自己愚蠢，并甘于停留在这种愚蠢中，只接受定制化的标语和口号。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婴等待别人咀嚼过的食物一样，他们渴求、呼唤一个能为他们生产这些口号和标语的人。

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愚蠢总是和专制伴生的，如二战前的德国一样，一个在群聚后整体呈现出愚蠢文化的受众，会“呼唤”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来统治他们，而希特勒上台后，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又会有意加剧和强化德国人的愚蠢。1933年德国终结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启纳粹时代的“授权法案（德语：Ermächtigungsgesetz）”，全称其实叫《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当时全德国都没有几个人觉得（或者敢公开说）这个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国老百姓和希特勒可能都真的觉得政治这种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太痛苦了，是种折磨，有个元首来民众“消除痛苦”，这不好吗？

于是愚蠢就这样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来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自我阉割，甘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传染性？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实验”，它是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国进行的，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画有三条直线A、B、C。

X的长度明显地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X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显然答案应该选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