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我母亲从河北农村回到北京。她的脸上还留着冻疮瘢痕，在被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收到了去干校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执行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发表的“五七指示”，最初那个指示对在校生的直接影响是到北京郊区割麦种树，而母亲收到的命令则要求带上家人并注销子女的户口。行前，我们将文革初期处理剩下的物品清理了一遍，卖掉或送走所有的家具，把不适宜的衣服寄送给姨妈和老保姆，又买了一些饼干手纸肥皂。姨夫帮忙把物品装入临时打造的粗陋木箱，我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当时谁会料到，三年之后干校解散，母亲重返北京，我却回不去了。后来母亲为此事颇为自责，但她有选择吗？
六月十九日，我们踏上干校专列。为避让铁路上帝公共交通，出西直门时已是黄昏。列车背向落日而行，驶过灰色建筑不久便见大地苍凉。如此情形，成年人定有感触，而我并无成年人戴罪流放的悲情，只对遥远之域存着几分好奇的期盼。
越向北行，人烟越稀。森林和高山取代了村镇，运送木材的货车逐渐多于客车。城市长大的孩子初见山野会感新鲜好奇，继而感到乏味，因此每遇列车交会，我都会仔细地观看。当我看到乘客相当土气，周遭如此荒凉，心里沉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此行并不好玩。
行走一天一夜之后，我们于六月二十一日到达中马河镇。当时我只看到四面皆山，并未体会到那是一个镇。后来去镇上，只见一条小街，街上几无商店。汉朝鲜族混居的镇民中有逃荒讨饭滞留的“黑户”，其中一些据说还做过土匪。在户籍管理严格的60年代，我从未见识过所谓的“流窜”人口。对此，我不仅感到非常新鲜，甚至觉得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事实上，早期的干校完全独立于当地事物之外。若非刻意，我们与小镇居民的交流仅限于救火，当地产木头，镇上因多木屋木栏木棚而非常容易起火。起火多在夜晚，最初火势虽猛却还均匀，突然火焰就炸开了，无数火蝶自火球中飞出，光亮逼人，然而数秒内即化作黑色残骸，随浓烟寒飘去，其中的一些在干校区域内纷扬而下。镇上一着火，就能听到“大家快去救火”的呼喊，我们即拿起水桶向火场跑去。打水，传递水桶，泼水，或乱成一团。大火旁，大人叫孩子哭，一些老婆婆向我们作揖磕头，但火势太大，根本救不了。有次我站在距离火场1-20米处，烈火非但灼人，还令人眩晕，逼人后退。当然也有人不退，我记得干校有位军医因坚持火场而致伤而受到了表扬，但不久又听说其表现本无必要。
2.
一入干校，男女老少一律都算是平等的五七战士了，但我能从服装上辨别出军或民的身份，从裤子的颜色判断军种。绝大多数学员都是空军的蓝裤子，少数几个穿绿军裤的陆军干部都是跟随配偶而来，因此大人常玩笑地称他们为某某的家属，这其中包括了王志钢叔叔。
王志刚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据说他与电影演员王心刚是叔伯兄弟。他跟随妻子戴咏素来干校，其家庭成员还包括尚在托儿阶段的儿子和耄耋之年的老祖母。早期干校成员多住集体宿舍，或两家分住一间，我记得王家因四代同堂而分得一单间。戴咏素阿姨长身玉立，圆脸大眼睛，头发有点自来卷儿。她很少笑，常皱着眉头。从大人的窃窃私语中，我知道她是戴望舒之女，但我却不知道戴望舒何许人也。询问大人，只说是个旧诗人。犹如黄自等词作家早就“旧”到消失的程度，我自然更不可能知道“雨巷”里的“丁香般结怨的姑娘”。尽管我成长的时代不容小资，生长的北方有丁香却无雨巷，但诗人的女儿依然令我好奇。一九八O年代初，在徐志摩被重新介绍之后，戴望舒，邵洵美等也逐渐为大众所知，我才读到《雨巷》，并看到戴望舒的照片。哦，戴咏素阿姨和他真像。
干校的校长是一位一九二O年代参加革命的刘姓老红军。他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文革前担任后勤部某部的副部长，级别为九级。除了他，校里还有一、二位九级干部，但都没有他的资格老。我一直不知道刘伯伯犯了什么错误，也许根本没犯错误，只是因为政治可靠就被派作校长吧。另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丁伯伯原是空军工程部订货部部长，他出身新四军，有文化，否则不会负责买飞机。据说他的错误比较严重，所以是普通学员。那时丁伯伯已经五十多岁，身体不好，从事体力劳动很不容易。政治部的尚伯伯是候补学员。他很瘦弱，似经不起一阵风。候补学员就是所谓的政治问题特别严重的那些人，刚到干校时，他们还被监督劳动，有时会被派干重活，因此大多低眉顺眼地保持沉默。除了空军各部门的干部，干校里还有军医和工程师。很多干校学员的配偶原是地方干部。我记得有个蔬菜二班，班里都是来自中央各部的阿姨。她们很能干，不但种大众菜，还种了我从未见过的生菜。除了大田菜地，干校的副业包括养猪，羊，马，鸭子和兔子。养马场距离比较远，我几无印象，但对鸭场却有些印象。那个地方位于校区之南，靠近山脚，周围皆为湿地（当时还没有湿地的概念），池塘之后的鸭屋里住着两三个干校的放鸭郎。在我印象中，放鸭郎不怎么参加干校的活动，人们也常把他们遗忘。某个冬日鸭场出了煤气中毒的事故，其中的一位大脑永久受伤。
干校的孩子被称为小五七战士，其中除了我这样的在校生，还有一些按年龄已算毕业，本应去却还未去农村插队的孩子。大概一九六九年底，当地新建了一座化肥厂，随父母来的“毕业生”们被分配去那里当工人。当时很多人都以为将在干校呆一辈子，其子女就近从业最是求之不得。然而随着干校解散，就地分配的那批人又为了调离不得不各显神通。
因很多家庭带了学龄的孩子，干校就成立了一个九年制的学校，名字叫做“卫东”。无论数量和质量上，干校学员担任中小学老师都富富有余。我的班主任姓唐，原是后勤部的干部，他对学生很耐心，好像慈祥的老妈妈。
当时我不算好学生，只记得上过农业基础和数学课。工基农基是文革期间初中独有的课程，工基课大概还教一点物理化学，而农基则完全是“新生事物”，与文革前的普通初中课程全不搭界。我记忆中的农基课主要讲栽培肥料和土壤等。即使如此，我们上课的时间也很有限，依然是劳动为主。体力活重，又年轻，困头特大，因此上数学课时，我常在梦周公。
3.
到干校不久就是锄禾季。清晨起来，吃过早饭就下地。最前面的打着一面红旗，随后个个扛着一柄长锄，边走边唱，唱的多是语录歌。我记得下地时路过干伙房，我能看到我妈妈戴着一块旧裤子改成的灰布围裙，坐在煤灰堆里挑选还能烧的煤核。待到了地头，大伙一溜开，锄头握在手，身子向前倾。起头儿的一两个小时，太阳还不高。晨风吹拂，豆苗儿葱绿，豆苗叶圆草叶长，初时草苗分得很清。锄着锄着，腰就开始闹别扭了，双手也逐渐不听使唤。锄呀锄呀，可眼前的豆陇似乎一直在长，慢慢地就长到了山脚下。此时草不是草，苗又不像苗，绿成一团。原来的黑土地，看着脸更黑了。一不留神就锄掉了一棵豆苗儿。那时我才十来岁，腰腿柔软，相信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一定比我更难熬。劳动的大田里时有宣传员站出来念语录，所谓鼓舞斗志吧，念得最多的当属“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除了语录他们还念一些自编的段子，比如胡ⅹⅹ阿姨在五七那天编了“岁岁五七，今又五七”的诗词。那是模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但比其他作品还强一些，读不出是赞美还是反感，感慨却是一定的了。
锄到苗掉时就该休息了，这时伙房送来开水。后来我因生病也送过水，那活儿轻省，只要早点儿从厨房动身，担担歇歇，悠哉游哉，到了这时候，田野也好看了。挑到地头，劳动人民都拿你当宝贝，围上来瓢水喝，然后就是最经典的问题“今天食堂吃什么？”食堂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地方。时隔四十年，虽然个人记忆选择和侧重不同，但对食堂的思念却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