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人浮肿到什么程度？就像将要作茧的蚕，体内蓄满了浆。（网络图片）

按：如果发生粮荒会怎样？历史告诉我们的惨痛。因饥饿而死亡的人，人浮肿到什么程度？就像将要作茧的蚕，体内蓄满了浆。水分从人的血管里肌肉组织里分离出来，整个人是透明发亮的。在那种时刻面临死亡的时期，偷盗抢劫受辱卖身似乎都算不了什么，人变成了动物，只想吃，只为吃，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经不是人了。

时间：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地点：纽约市贝瑞吉区

依娃：方晦先生，请先介绍您的个人简历。

张方晦：好，我一九四二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因“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到中学任教。母亲是律师，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学教师。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肃省阿克塞县。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务农。一九六四年，因常与几位同学在一起聚谈、同时开始文学写作（包括短篇小说描写三年饥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看守所关押长达八年多后，于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罪”公判为无期徒刑。经过多次申诉，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布无罪释放。出狱后曾任上海《萌芽》等报刊编辑。一九八七年出版长篇徐志摩传记小说《飞去的诗人》，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一九八九年来美，就读于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学。一九九七年以来出版长篇小说《美国，爸妈不知道的故事》和《这五十年》三部曲。

一家六口从上海“移民”阿克塞

依娃：我采访的目的，主要是想请你谈一谈你和家人在一九六○年大饥荒中的经历。

张方晦：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家庭先后遭受过三次大难。到了一九六○年，就巢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来源，被迫“移民”大西北。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令把城市里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统统清理到边远地区去，节省城市粮食。因为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

当时我们的家庭别无选择。父亲是一个体瘦多病、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母亲曾经被捕判刑三年，年仅四十余岁，已中风一次，走路瘸拐。我是家中长子，只有十八岁，四个弟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离沪时的二十多件行李到目的地时只剩五、六件，说是翻车行李丢失了。

我们从上海同去的有大约五百多口人，一百多个家庭。最后落脚在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安南坝农场”。那地方是一片荒漠，几乎是与世隔绝。我们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窝子。甘肃移民局已经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滩上挖个深坑，上面盖上红柳条和芦苇席当“屋顶”，这种洞穴一般是放骆驼的牧人的临时歇息之地，以躲避风沙和炎热，却成了我们这些流放者的长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应五百多人的大伙房开饭了，白面馒头，二两一个，没有定量随便吃，还有炖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喷喷的。大家彼此看看，觉得还不至于活不下去。

仅仅两天以后，伙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克扣就开始了。一顿馍馍，一顿玉米面糊糊。馍馍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刚开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粮，渐渐减到一天几两，吃饭就像吃人参。当时农村都靠“瓜菜代”，可是戈壁滩上连草都不长，哪来的瓜菜？加上干部的克扣，每天每个人能分到一点点羊肉，羊肉汤，戈壁滩上没有任何蔬菜。每个家庭每天必须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领得到饭。因为挖柴的人多，所以挖柴就越走越远，越来越难。往往翻山越岭走出好几里路，才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骆驼刺的根背回来，为了换到一点馍馍和玉米面糊糊。那里交通闭塞，火车站在几百里地之外的柳园，想跑，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搭车要“单位证明”，还要有粮票。所以，死活都离不开单位！

饥寒交迫每天有七八人死掉

依娃：当时死人的原因就是因为饥饿吗？死了人有人埋吗？有棺材吗？

张方晦：“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是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当不过了。到了八九月，晚上地窝子里就冻得人发抖，加上长期的饥饿以及高原反应，生病拉痢疾，上海来的人开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戈壁滩上有一种植物，大家叫它沙葱，吃起来很辣，有葱味，拿来充饥，一吃就呕吐腹泻，进而丧命。

初到时候，农场动员大家种胡萝卜，但是那里根本没有土壤，长不大，就被人连根带叶拔去吃了。还种过青稞，也是不行，颗粒无收。又没有水，大家上山挖水渠，每个人都十指磨烂流血，手肿得比馒头大。没有人敢于说一个“不”字。冬天来临了，伙房的饭越来越“水”，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被埋葬。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别人的人很可能过两天被别人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