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干校，几乎顿顿饭都是高粱米饭窝窝头，烂白菜土豆当家。劳动重，常常感到饥饿。当时我和母亲分住在不同的集体宿舍，装饼干的木箱就放在走道里，我常去偷吃。后来老鼠也进去吃，我妈妈基本没吃，不久就被我和老鼠吃光了。我记得干校的伙食改善是1971年的冬天，那时精米白面黄豆早已自给自足并还上调北京了，但自给自足并不构成改善伙食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林彪摔死了，空军随之变天。此时干校学员都松了一口气，管理也松动了，原来持有的“伙食差更利于改造”的观念也不被大谈特谈了。学员种的好菜，养的好猪羊，鸭子等又运不走，不吃做什么？有了好东西，还要有人会烧。所幸那里有好些人吃过好的，另有一些会做好吃的。两相结合，干校的伙食就蒸蒸日上了，接近干校解散时，更有分光吃光的趋势。我印象最深的是干校杀鸭子，一些割头鸭居然还能四处奔逃！

我印象中的割麦并没有锄禾那么辛苦。这里大概有两个原因：一、联合收割机负责收割大地块，人工只管零星边角。二、锄禾需要长久地保持一种姿态，并要紧盯地面，很乏味，而割麦却有些变化。磨镰下地后，站在地头，弓箭步拉开，一手搂过一把麦，尽力贴地齐根割，但若割得高一点也不碍事。麦收还有打爻子（即割下一把小麦打成捆麦的绳子），捆麦，堆垛，运麦。夏收的一个力气活是运麦入仓，当时我同班的男生是一人扛一个麻包，大概二百斤左右，女生就要两人抬了。

联合收割机割麦要定期清理滚筒，这活儿多在午饭或下班时做。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夏，一位于姓候补学员进入联合收割机内清理滚筒。康拜因手午饭归来，拉铃警示开机。过了一会儿，轰鸣声起，收割机开动了。霎那间，机手感觉不对，立刻关机，可小于的双腿已经被卷进去了！当人们把血肉模糊的小于抱出机仓，放倒在地时，他说：“我的手！”——他已经分不清四肢了。据说在那一瞬间，小于本能地抓住了滚筒仓内的铁杆。若非年轻力壮，很可能卷进去的不只是他的双腿。很多年后，我看美国电影“天堂岁月”，阿尔德曼（Nestor Almendros）拍摄出成熟的麦穗如火焰般地燃烧，麦芒和太阳都很灼人，我想起混入金色麦粒中的人体碎片。

小于被紧急送到镇医院，我模糊地记得干校里的医生也参加了抢救，干校很多人为他捐血。经过抢救，他活了下来。大概是1975年左右，我在空军总院看到小于。他坐在轮椅里，双腿齐根儿没了，人很瘦，脸上的红润已不见。短短几年，他就从意气风发的精干小伙儿进入了沧桑的中年。后来我听说小于正奔走告状，想获得补偿。干校解散之后的五六年间，我也常常听到原干校学员去世的消息。

本来秋天收割大豆也不大需要人工，但某年提前降雪，机器割下的豆棵堆在场院里急需脱粒入库，于是就加了晚班脱粒。前半夜，我们数人合伙把豆棵叉成小堆，再推到脱粒器前。喊着号子，大家齐用力，脱粒机的地势比较低，豆棵堆一旦被推动就颇为省力也比较好玩儿。豆垛推到脱粒机前，再由站在机器前的人用木叉叉起一堆，摔进机嘴里。“喂入”这活儿力气小了干不了，因此都是轮流上阵。现在想起来有点儿后怕，若困了或没站稳，跌进去怎办？后半夜大家都又困又累，一休息就钻进豆垛里眯一觉。再开工时，队长就到豆垛里寻人。

除了这些劳动，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当地的公社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三同）。那个村子是鲜族和汉族混住，我们几个女生住在一个汉族五保户老人的家里。我只记得那屋内特暗，我们睡在土坑上，同时睡在土坑上的还有她的棺材。因气候严寒，当地人洗浴有限，他们的身上和屋内多比较难闻，但鲜族却相当干净。鲜族人睡地铺，左右是卧室，靠中间的灶房烧火来暖地炕。他们的灶上坐着一两口大锅，黑色的锅擦得晶亮，灶上的其他炊具也摆放得干净整齐。记忆中的鲜族人比东北汉人更吃苦耐劳，特别是鲜族妇女。当地还出产水稻，人称响水稻，那大概是中国大陆最北的水稻产地。稻子成熟后颗粒晶莹饱满，口感类似小站米甚至更好。后来干校也开始种水稻，其指导就是响水大队的鲜族老农民。种水稻最苦的活儿是插秧。东北春迟，插秧时水田里还结着薄冰。赤脚下田先踩到冰，继而破冰而入，双腿冰得通红，有时冰凌还会在腿上留下划痕，这时可别起风！随着多人跳入和劳动量的加大，大片的冰凌在人气和搅动中液化消散。

4.

一九七一年初，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干校的制药厂，后来制药厂解散，又被分配到机修厂。机修厂属于干校的三大队，这个大队原为空军第一研究所，学员绝大多数是男性。这些毕业自北航和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当时自称臭老九）先被全体下放到嫩江，嫩江干校解散后又合并过来。三大队的人也发军装，但他们穿得非常褴褛，好像故意在宣泄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