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抗战中与中国患难与共的教育、医疗传教士们（小部分），本文作者袁卫东制图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新约·提摩太后书4：7-8》

炸弹和侵略者的军队不能阻止这些基督教大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培养能够使中国脱离苦难的领导者。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所遭受的破坏和苦难也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使他们贡献出全部力量来帮助战争中无助和痛苦的受难者。

——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代表13所基督教大学的抗战宣言

你们对我们国家最具有影响、最具有价值的贡献不是这些工作本身，而是你们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我非常高兴告诉你们，那些很多年前批评基督教的人正是现在赞扬你们的人。你们通过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中华民国第一夫人宋美龄1938年3月在武汉对传教士的讲话

在目前的战争环境下，基督教大学为维持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做了伟大的努力。人们很容易变得意志消沉，但靠着基督教的信仰，你们的精神从不消沉。你们在我们国家受挫的时候所做的一切要超过在和平时的100倍。

——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1939年致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

随着战争，随着东方的国际危机，基督教大学发展到它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会发现这些所谓的非中国的外国教育或者基督教教育机构已经成为国家生活的中心，成为国家教育的中心。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胡适1940年1月在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

在2025年南方的暴风雨中，在2025年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在80多年前中华民国一些重要人物宋美龄、孔祥熙、胡适等的赞美声中，我终于见证到了一个巨大的里程碑——这就是中国13所基督教大学在抗战中所赢得的中国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巨大认同与信任。

而仅仅在10年前，在1920年代，在巨大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中，来华传播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基督教及其所办的大学，被作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文化侵略”的“工具”与“帮凶”从而备受批判，而中国基督教大学作为所谓的“外国机构”不是中国人的机构而受备受质疑，并在收回教育主权的风潮中经受着国家信任的严重考验。

这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波对中国基督教及其所做事工的批判与攻击浪潮。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了南京城后，华中日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率队在南京城举行入城仪式，图片来自网络

但抗日战争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抗日战争始终是中国现代国家与历史巨大的试金石与检验场：

检验着到底是谁在真正热爱、帮助和担当这个国家；

到底是谁真正能在最危机最危难之时，能挺身而出，去牺牲、去服务、去拯救。

在中国最危难之时，在中华民族最危机之时，一切都开始显露出真相。

当曾经在1920年代攻击在华基督教会甚为张狂的汪精卫，叛国叛民，在抗战中沦落“汪伪政权”首脑，当这块曾民族主义口号盛行的大陆，在抗战中演变为伪军汉奸满地的局面时，曾被痛批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的中国基督教及其大学，却坚贞不屈的站在抗战前线，与中国患难与共，与中国人患难与共，与中华民族患难与共。

他们抗战的意志与这个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国家与人民的意志一样坚贞不屈。

“我们现在正处于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的独立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我们绝对不能向任何罪恶的力量和权力妥协。”

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宣告了中国基督教大学校长共同的心声。

“炸弹和侵略者的军队不能阻止这些基督教大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肩负着更为重大的责任，培养能够使中国脱离苦难的领导者。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所遭受的破坏和苦难也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使他们贡献出全部力量来帮助战争中无助和痛苦的受难者。”

这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代表13所基督教大学的共同宣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入北平，图片来自网络

当日军全面侵华的铁蹄到来时，他们在抗战的一线挺身而出：

他们投身到战地救护与救助活动，为中国军队与市民服务；

他们在日军的凶暴面前，不怕牺牲去拯救难民；

他们的学生响应号召参加中国军队战场抗敌；

他们的学生参加空军，参加为美国盟军的服务；

他们的校长——沪江大学刘湛恩校长毫无畏惧地在上海领导救国救亡事业，被日本人视为“抗日思想的魁首”而被暗杀；

他们的学生—华西协合大学女生黄孝逴，因参加救护而在轰炸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