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关闭了所有的大学。1971年，中国的大学开始招收学生，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高考，因此学员必须是有三年工龄的工农兵，而且必须由单位推荐。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的学制又由四年缩短为三年。据说从1971年至1976年，中国大约招收了82万“工农兵”学员。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次年9月，教育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在新闻里播出。这一年，我23岁。从12岁开始就没再上过学。这11年间，我随母亲去五七干校劳动，然后当工人。此时我已是二级机工，工龄近7年。

得知高考消息后，我非常兴奋，想都没想就去报名。说是没想也不确切，因为自从工农兵大学生招生起，我就有了上学的念头。当时我所在工厂，能被推荐的都是党员或出身很好的人，尽管我工作积极努力，但也没有希望被推荐去上大学。

我想上学主要源自好奇心和不很安分的个性，当时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去试一下，并未想过自己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而在不到两个月的还必须上班的时间里，怎么补上没上过的课？而且连学习资料都找不到。

12月10日是高考的第一天，北京下大雪。我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考场。很多年没考试了，我既紧张又兴奋。上午考政治，下午考史地，次日考数学和语文，一共四门。考语文时，我一看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就懵了。那时的作文推崇宏大叙事，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当年有什么战斗可写，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可说。我勉强完成，自然不能满意。

发榜了！我所属于的“社会生”录取分数为260，而在校生是320分。我的数学只考了30多分，语文56分，我落榜了。资料统计显示，1977年，全国共录取27.3万人，录取率为4%。

次年，北京市的一篇高考作文传入社会后。文章是这样写的：“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儿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随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

这篇作文写得很个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难怪引起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作文被《北京日报》全文发表后，我惊讶地发现，作者竟然是阎阳生！

阎阳生的数学考了94分，理化87分，但只被非重点的建工学院录取。据说考试前，他听说老三届高考只是陪衬，为了能上学才冒险地写了非宏大叙事的作文。虽然老三届并非如传说的那样是陪衬考试，但即使考分再高，也不被重点院校录取。我认识的陈君是文革前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1977年北京高考分数的第三名，但只被北京市师范学院录取。

1978年过年，我母亲带我去参加她的同学聚会。聚会时，大家都在谈高考。当着众人的面，我母亲要我再考。我争辩道：“文革前，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文革10年，我的上面有小学六年级到高中的毕业生，下面有1971年到1977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都比我学得多，怎么就轮到我考上大学呢？”

我当然想上大学，但对考上实在没信心。在日记中，我虽然写下“你不是为别人看法和意见而活着”，却依然顾虑着如果考不上，单位的人难免会说三道四。但我母亲在家里是绝对权威，若不参加高考，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只好开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