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虽然我每天还是照常上班，但心情焦虑。一天天地盼着考试结果，盼着的时间过得慢。在机床前干着活，不时会想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周围的人会怎么看？神不守舍地过了一个多月，分数线下来了。我考上了！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道：“文科录取线是340分，理科是350分。高兴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考了360分，但似乎少了一点，如果再多十分该多好。”

“多么动荡的一个月啊，焦急，惶恐，等待，灰心，惊喜，疲劳。体检，又是等待。真希望能上大学……并非我是想投入竞争场合，但我知道必须这样，因为我必须自立。我感到内心极度幸福，说得确切些，不仅是幸福，而是一种得意。我，一个在别人眼中有某种看法的女孩子，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还要感谢你，我的母亲。我真幸福，不敢相信，我进大学了！上帝啊！我进大学了！！！”

我接到通知去体检，才知自己体重过轻，但总算通过体检。1977年高考时，小儿麻痹后遗症症患者，残疾人因体检不过关，完全被排除在大学门外，据说1978年有些改善，据说北京若在体检中如查出高血压或哮喘都可能被列为体检不合格而无法上大学。我的一个上海朋友过了1977高考分数线，但因肺炎竟然不被录取，不得已她又去参加1978年高考，并考上复旦！

为了庆祝和答谢，我到莫斯科餐厅请朋友们吃饭，那顿饭花掉了两个月的工资，但我觉得非常幸福。考上大学，我母亲比我还高兴。一是终于完成夙愿，我能接受高等教育了，二是在单位里，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工厂的朋友张君还手书一首《望海潮》赠我，词中除“喜君展翅，前途待闯，何必轻心赠急郎？好花不先放。”“欲穷千里目，峦巅远望。苦读华章，奋溢寒窗，奇馨更比芬芳。博学掩孤凉”等应景应时句子，还有“母女依度，历尽沧桑，衷诉何止深伤。”“莫怪白发忧，育儿断肠”等。

彼时，人们对学文史心有余悸。文科除了文史，可报的专业不多，我第一志愿报北大考古系，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为非重点的第一志愿。为了被录取，我还报了几所外地院校。知道我报考外地院校，我母亲开始担心，她说：“好不容易调了回来，你居然报外地学校？”

母亲急得带我去主管部门询问。结果是我的分数不够重点院校，只能上北京市院校。后来得知，我的史地政治考分都在七八十分，语文差一分及格，数学竟然得了75分！高考复习同伴中，我考上北京经济学院，陈君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小光考上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

据统计，1978年报考人数为610万，最后录取40.3万（含后来降低分数线扩大招生的部分）。我的录取几无悬念，但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却不尽然。同学毛胜英的母亲白虹是1930年代上海的知名歌星。因江青不愿意人知她在上海的从影史，很多同代同行在文革中都被关押。据毛胜英说他母亲本分老实，除了会唱歌，说话都说不全乎，不知哪个人屈打成招牵连了她，也被关押。得知上了高考分数线，他母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还未做结论，毛胜英一直担心不被录取，直到开学一周后，才放下心来。另一位同学阮森平因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政审未通过，开学一个月后才到校。

此类事并非孤例。出国后，我认识一个“老三届”的知青是1978年高考中南方某省的几个顶尖的考生之一，但却未接到录取通知。他找到“省招办”，“省招办”查了档案，道歉说“工作中的失误”，分配他去某个师专。后来他听说“不录取”的真实原因是他的档案里有什么“材料”，而所谓“失误”不过是掩盖政治歧视的托辞而已。其后10年，这档案中的“材料”如附骨之蛆，每当升学，分配工作就会发作。他不得不告别故土，出走海外。

我一直以为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基础比我好很多，但他们回忆：“上小学就是写大字报，活学活用，学工学农，背白灰沙子作土坯砖挖防空洞，学黄帅批林批孔，学张铁生交白卷，一个运动接一个，和学习没关系。”一位大学同学还回忆上中学时在西单挖防空洞，不经意挖通了西单百货商场的地下仓库，里面有很多糖果，学生们不仅大快朵颐，还塞满裤子口袋。

十年的教育荒废，即使如人大附中那样的好学校，1978年的录取率都低得不可思议。当时的北京15中学，文科只有一人考取。第35中学的600个应届毕业生中，80来人考文科，只有两人被录取。对于很多“社会生”而言，改变现状和命运是参加高考的最大动力，但应届高中毕业生又何尝不是？1978年高中毕业若考不取，也面临着去农村插队。

被录取后，我和母亲一起去北京经济学院。看到它只有一栋教学楼，与我想象中的大学差距甚远。开学前，我被招去开会，被分配当班里的文艺委员。据同去开会的同学回忆，当时召集会议的是系支书和班辅导员。他的感觉两位很像街道工厂的党支书和团支书，都是吃政治饭的，所开的玩笑也比较粗俗，让人失望。

当然，所有的不满都被上大学的喜悦抵消了。上大学后，我戴着校徽走在街上，乘公共汽车，常常遇到羡慕赞美的眼光，感觉幸福又骄傲，虽然多少有些虚荣。

1978年10月，我开始在北京经济学院上学。彼时经院的校舍依然被侵占，宿舍，图书馆，教学都在同一栋楼里。绝大多数同学走读，我因家远分到了宿舍。除了校舍设备匮乏，教材，课程设置，师资也与高等教育名实不符。

我是经济管理第一届学生，但经济管理又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项，中国的企业也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当时的课程设置有《资本论》，国民经济计划，机械制图等。后来我到美国念企管硕士，发现在中国本科所学的90%都无用。

不仅专业课，连数学，语文这样的传统课也因文革十年荒废而找不到合格的师资。第一学期，我们的语文老师读错字，甚至说“锄禾日当午”是李白的作品。同学们忍无可忍把他轰下讲台。据说这类现象不仅我们学校，连北大都如此。听一个小朋友说，她1980年代中期上北大生物系时，老师是现学现卖。国内没有教材，用的是英文教科书，她因此英文提高很快。

虽然当时的教学不尽如人意，但上学的机会太难得了！我和我的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直到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