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时期的李鸿章|马勇

马勇，著名历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

晚明时期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的大潮之下，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在对英贸易顺差的刺激下，鸦片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叠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0年以来，中国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在迷茫与徘徊中，进行了抗争、学习、融合、改革与改良。外部列强势力犬牙交错、内部政治斗争拉锯不断、内外部战争频仍、洋务运动开启、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成长、民智渐开、工业发展……在各种驱动因素的叠加与聚合下，叠变继续。

然而，甲午之战的失败以及稍后列强强租胶州湾、广州湾等，深刻刺激了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罕见的奇耻大辱震撼了国人，谭嗣同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撼之后则是怀疑、彷徨、困惑与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是叠变的加速：维新变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所走的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与新生撕扯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优势与劣势，困境与顺境。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华文明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近代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局？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驱动力是什么？引发中国叠变的各种驱动力是什么，是如何交织与叠加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影响中国文明进程的？基于此，本书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探索内在的政治演变逻辑和社会发展规律，以期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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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然而，琦善的理性选择却使他个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这是琦善的个人悲剧，更是近代中国的巨大失误。按照蒋廷黻的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冲突，那么中国一定会按照林则徐设定的路径选择战争，中英必将有一次大战：战则必败，败则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以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度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维新，进行政治改革。换言之，中国应该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与波折。

仔细想想，蒋廷黻的这个看法虽说残忍，但确实是对的。《南京条约》使中国损失不少，比如，割让香港，但对一个长期受人恭维的"中央帝国"来说，一千二百万元洋钱的赔款确实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过就是在原先广州一口通商基础上再增加四个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四个"经济特区"。清政府在经过短暂痛苦后很快就觉得庆幸，因为战争终究过去了，中国重回帝国老路，可以继续"天朝上国"的美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