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确实没有大难临头的紧迫感，中国的知识精英除了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没有人注意到英国与先前那些"蛮夷"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普遍认识是，即便英国人与周边蛮夷不一样，那与过去两百年一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应算同文同种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被历史证明不过尔尔，那么英国又怎能让中华帝国心服口服？

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被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让中国改变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英国人不惜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这五个新通商口岸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清政府上上下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的昔日光环之中。

导致中国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现代的工业社会。这是两个时代的差异，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只有时代不同。中国在那时唯一应该走的路，就是林则徐说的"睁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为什么中国在挨打之后不长记性，继续陶醉在祖先的荣光中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失败是因为军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连带着整个士大夫阶层，都不如人。不论中国怎样拼命抵抗，都没有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学西方，就是改变自己。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不止一次遇到过鸦片战争这样危险的情形，但中国都没有像鸦片战争之后这样无所谓。按照胡适的研究，中国之所以在无数次危机中安然前行，是因为中国总能在被异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让征服者最终同化于中国文明之中。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不行了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除林则徐、魏源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弄清中国失败的根本所在，不相信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会轻易败在别人手里。中国文明原本具有的变革精神反而在失败后被遮蔽、被忽视，将失败视为偶然，不承认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中西文明本质的差别，也就无法产生变革思想，甚至将鸦片战争之前所具有的那点变革思想予以废止，比如，龚自珍在战前所表达的变革主张。失败没有促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觉醒，反而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进了更加保守的境地。

传统中国是"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中，真正引领社会进步的是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在很多时候引领社会往前走，但在文化问题上，士大夫阶层相对说来比较保守。他们在过去几千年对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就是对文化变革持有一种近乎本能的适度保守。传统既是他们需要保护的精神，也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所知道的学问只是天下国家，离开了天下国家，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化的动摇或不信任，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至关重大，他们根本没有想过从头开始，"尽弃其学而学焉"，像日本人后来那样，转身向西，用一种新学问取代旧学问。这是先驱者的悲剧，是中国文明的悲哀。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

士大夫阶层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由勇于创新变得保守怕事，他们越来越顾忌自己的名誉、身份、地位，越来越担心清誉受到质疑和颠覆，因而他们当中即便有人意识到了时代趋势，也只是私下议论，不愿作为公共话题进行讨论，更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倡行天下。比如林则徐，在与洋人交往中已相当清楚中国问题之所在，知道中国在军事上与西洋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他力主购买外国枪炮、轮船，安排专人收集、翻译西方资料。林则徐的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响了魏源，使魏源有机会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积极主张。林则徐、魏源的这些思想主张在二十年后深刻启发了日本，明治维新虽有很多原因，但林则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国图志》起到了相当大的启发作用，已为研究者所定论。

林则徐有这样的觉悟和认识，但他在那个时代并不敢公开提倡，他所说的"睁眼看世界"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中国人从来都知道有个世界，而且知道这个世界远不如中国。林则徐的真实意思是睁眼看世界，终于知道了中国与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或不能直白说出来。他宁愿让那些主持清议的士大夫、言官在美梦中继续沉睡，让国家在迷梦中继续堕落，也不愿牺牲名誉与时俗抗争。

这种士大夫心态使中国坐失二十年的时间。

鸦片战争后，中国按理说应该很容易走上变革之路，知耻而后勇，奋发图强，学习西方，即便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层面，也不应该照着旧模样继续统治下去。然而在大清，这些不应该都变成了必然，中国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阴，直至下一次危机出现，直至经历下一次更大的失败，中国方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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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后，我们觉得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是奇耻大辱，特别是《江宁条约》，以及第二年《虎门条约》所规范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极大侵犯了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开始。

根据《江宁条约》和《虎门条约》，鸦片战争全部后果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第一，赔款两千一百万元。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规定条约载明的海关税则，不经两国同意不得修改。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协定关税"，是一种不平等。第五，英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更明白地说，就是在中国的英国人如果犯罪，不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只能交给英国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也在后来被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第六，在未来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则。这条规定的潜台词是英国不会接受中国三跪九叩礼俗的约束，这显然是指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因礼仪争论而导致的不愉快。

对于这六条内容，战争打败了，愿赌服输，并不必怀疑。割让香港，也不是一百年后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悲壮，因为香港究竟在哪里，朝廷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业价值和国防意义，也不像后来那样重要。鉴于那时的中国还处在开疆拓土的农耕时代，朝野无法接受的是历史逆转，是从开疆拓土转向了割地。痛心的要点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满的是五口通商。中国在广州一口通商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一口通商，是计划形态，比较可控。五口通商，扩大的不仅仅是规模，而且性质也随之改变了。五口通商了，外国人来华总量扩大，中外贸易交易量也大幅提升。从今天的观点看，这都是好事，但在当年大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社会，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现在突然来了那么多外国人，突然来了那么多洋货，不仅严重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而且外国人合法登陆了，居住了，与中国人交往合法化了，必然给中国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五个通商口岸的社会风气与内陆没有开放的地区形成巨大反差，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从后世人的眼光看，不论时人还是后世人对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愤怒，可能都是不对的。鸦片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英之间，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形成了巨大顺差。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人的消费冲动几乎不存在，自给自足，看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购买力。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结果。

然而，英国人不这样看。作为岛国，英国本来就具有商业、贸易传统。经过工业革命，产能急剧增加，英国人的商业能力获得更大提升。英国人不相信市场不发育是一个永久难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只要耐心开发，市场可以培育，消费习惯可以培养，消费能力可以提升。这是英国人坚持扩大通商的心理基础和依据。

从过往两百年的历史特别是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看，英国人这些想法的可行性并不值得怀疑。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很短时间内就培养了国民对外国物质文明的喜爱和消费习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中国政府只是在政策上做了一些变通，没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