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权力的重新集中：尽管最初的目标是打破旧官僚，但在运动的后期，权力迅速被军事系统和新的革命委员会所掌握。旧的官僚被摧毁后，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缺乏制衡的军事-政治精英联盟，权力非但没有回到人民手中，反而变得更加专断和集中。

​3、未触及权力异化的根源：文革失败的关键在于，它只是一种周期性的、破坏性的运动式尝试。它没有建立起一套制度化、常态化、非人治化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它仅仅是通过暴力和运动，将一部分老官僚替换成了另一批新官僚。只要权力的高度集中和对公有财产的垄断的体制基础不变，新的特权阶层仍会滋生。

​文革的失败证明，以极端、非理性和破坏性方式解决异化，不仅注定失败，还会带来更大的权力灾难。

七、反异化成功的关键：制度化制衡

​以文革那种破坏性、运动式的方式来“反异化”，不仅注定失败，还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反异化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制度建设和权力制衡，而不是依赖于人治或政治运动。核心在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掌权者始终能被有效监督和制约。

​成功的反异化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一）权力横向制衡（分权）

​这是防止权力集中的最根本方法。

​1、独立的司法系统：确保法院系统独立于行政和执政党之外，能够根据法律原则，而非政治意志，来裁决行政权力滥用和官员腐败。这阻止了掌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

​2、立法机构的有效制约：确保代议机构拥有真正的立法权、预算审批权和调查权，能够有效审查行政部门的开支和行为，阻止其随意支配国家资源。

​（二）权力纵向制衡（监督与问责）

​这是确保权力对人民负责的机制。

​1、信息公开和透明化：将政府决策、财政预算、官员财产和行政审批流程最大限度地公之于众。透明度是最好的防腐剂，它让潜在的特权行为暴露在公众监督之下，大大增加了寻租的体制成本。

​2、自由的公民社会和媒体：允许独立的媒体、公民组织和学术机构对权力进行批评和曝光。他们充当了“权力异化的警报器”，能够及时揭露和阻止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三）权力去垄断化（市场与法治）

​这是减少权力支配经济资源范围的关键。

​1、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缩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和资源配置的权力，让价格和供需关系决定资源流向。这使得掌权者能够寻租的范围大大缩小，从而削弱权力转化为财富的通道。

​2、稳固的产权保护和契约法治：确保公民和企业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即使面对强大的政府干预也不能轻易被剥夺。这直接限制了官员随意支配和侵占社会财富的权力。

八、对权贵阶级与技术官僚的再审视

​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中，技术管理精英很容易将专业权力转化为官僚权力，再通过寻租转化为资本，这两者往往是重叠、融合和转化的。

​（一）权贵阶级其实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

​“官僚特权资产阶级”这个称谓对于描述那些利用职权直接攫取经济利益的群体，是更准确、更具有批判力的。核心动作是权力与资本的直接联姻。

​“官僚”：体现了其权力来源是行政或政治地位。

​“资产阶级”：体现了其利益获取方式是通过资本收益和对生产资料（或企业股权）的间接占有，而不是通过合法的劳动所得或仅仅是行政特权。

官员参股或拿干股现象，是权力异化或权力资本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所有权和收益权上的侵占。此时，他们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官僚”，而是蜕变成了享有官僚特权的资产阶级。

​（二）技术官僚的价值与局限

​“技术官僚”概念更多强调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即使在一个清廉的政府中，掌握复杂经济和技术知识的精英群体也必然拥有巨大的决策权（知识对民众的垄断）。但在当前的现实中，权力利用市场经济的外壳，为自身进行资本积累是更主要、更急迫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是纯粹的“技术官僚”，不如说现在权力异化的主流表现是：体制内的精英群体，利用其“官僚权力”（行政审批、资源支配），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资本运作和利润分配中，形成了特权与资本合流的“官僚权本阶级”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