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阶层的形成与体制成本的爆发

​权力的异化最终导致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权贵阶级，或者说官僚特权阶级——的滋生，这种滋生是体制成本在社会结构上的终极体现。

​（一）权贵阶级是权力与资本的合流

​这个新阶层的形成标志着体制成本的爆发，主要体现在其获取利益的双重性上：

​1、隐性的剥削：他们通过权力寻租、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行政审批过程，将巨大的社会交易成本转嫁给普通企业和民众，并从中获取利益。例如，冗余的审批环节和不明确的法规，是抑制中小企业创新和活力的关键因素，而这些环节正是寻租的温床。

​2、分配的特权与资源消耗：他们享有特供系统、高级医疗、子女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非劳动性特权，这些特权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源，直接构成了高昂的制度运行成本。这种消耗是体制成本在财政层面的最明显体现。

​（二）体制成本在不同领域的具体体现

​体制成本绝非抽象概念，而是真实消耗社会财富和抑制经济活力的“隐形税收”。

​1、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企业与交易成本）：表现为高昂的行政审批成本。企业开设、投资项目立项等需要经历漫长且复杂的流程，消耗了大量的人力、时间、以及公关费用。同时，非市场化资源分配（如信贷、土地）要求企业投入巨大的关系维护成本，导致资源配置扭曲，最终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2、在财政领域的具体体现（制度运行成本）：体现为庞大的财政供养体系。多层级的行政架构和机构重叠，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以支付人员薪酬和行政开支，占用了本可用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资源。此外，低效的决策与监督、纠正失误和反腐所付出的沉没成本，最终都要由全社会承担。

​3、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不确定性与信任成本）：当产权保护不力或司法公信力不足时，社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公众和企业对政府行为缺乏信任，不得不花费额外的精力去“揣摩政策”，这种体制带来的社会信任赤字是无形的巨大成本，削弱了社会资本。

​（三）对革命初衷的根本性背离

​这种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得政权的行为逻辑从“代表无产阶级利益”逐渐转向“维护自身统治和特权”的逻辑。当政权的特殊利益与普通民众的普遍利益发生冲突时，政权往往优先选择维护自身的权威和稳定。为了完成某些指标或维护行政效率，可能会牺牲劳动者的环境权益、工作条件或福利，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初衷的根本性背离。

四、权力世袭与特权固化：红色权贵的先发异化

无产阶级革命的异化并非一个均匀发生的过程，而是具有明确的时间和结构逻辑。在国家机器由“公仆”异化为“主人”的过程中，革命元勋及其家族所构成的红色权贵阶级，充当了最先异化、权力世袭化和特权固化的核心，为后来更广泛的官僚特权阶级膨胀奠定了基础。

​无产阶级政权在建立之初，即赋予了“革命元老”及其直系亲属超越普通党员和人民的特殊地位与优厚待遇。这种“特殊”并非始于大规模的经济腐败，而是一种政治身份上的世袭化倾向，最初这种倾向是隐形和羞羞答答，这种倾向在“改革开放”后开始表现得公开和理直气壮。在革命功绩的合法性光环下，他们优先获得内部医疗、特供物资、高质量住房和教育资源。这种对社会资源的隐形垄断，标志着红色权贵阶级作为政治贵族的形成，是异化的第一步——身份的特权化。

​这种特权化的本质，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集体的“革命功绩”私有化、家族化，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政治资本。在尚未全面市场化的时期，正是这种政治资本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和权力的继承，为他们的后代进入党政军核心权力机构铺平了道路，实现了对国家机器最高层的天然垄断。

​（一）政治权力资本化：中共政治异化的加速器

​随着国家启动市场化改革，这种政治特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现机会。红色权贵们凭借其父辈积累的人脉网络、信息通道以及对中央政策的优先理解，迅速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占据和控制了国家经济的核心命脉，尤其是金融、能源、电信、大型央企等高利润、低风险的垄断性行业。这种权力与资本的最高层级融合，使他们成为权贵阶级中最核心、最坚固的顶层。他们的资本积累并非来自市场竞争，而是源于对国家资源的直接支配和瓜分。红色权贵率先完成了从“政治贵族”到“权贵资本家”的本质性蜕变。

​（二）带动效应：由上至下的全面腐蚀

​红色权贵阶级的先发异化，对整个体制产生了自上而下的腐蚀和带动作用，最终导致了贫民官僚（非红色背景的各级官员）的普遍性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