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前，跟黑五类同学合影留念

1967年秋末，上海开始“复课闹革命”，那时我们已经在社会上闲散了一年多了。

小学毕业时，文革爆发，复课意味着我们要迈进中学了。上中学不用考试，就近入学，我家附近有一所重点中学，我上的是重点小学，自然一心向往着那所重点中学，可以一路“重点”下去。

入学通知让我吃了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平地冒出一所闻所未闻的初级中学，在汾阳路上。更令人不满的是，同住在一个机关宿舍的小学同学小妹、小平（均为化名）和我被分在三个不同的班级。

我们赶紧去探个究竟。从淮海路拐弯到了汾阳路，经过秋叶遍地的音乐学院、涂鸦满墙的海关学校、人影稀疏的一条弄堂、一排紧闭门窗的联体洋房，终于找到了那所中学：一栋简陋的水泥教学楼和一块小小的空地。感觉就像是一间皮鞋店的橱窗，众多精美皮鞋中掺夹了一双解放鞋。

失望和无奈，伴随着我进了这所寒酸狭小的中学。学校里有五百来名69届初中生，还有匆匆拼凑起来的教师队伍。

上学第一天

第一天进校，全校师生集中在小操场上，祝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背语录，有位老师带领大家喊口号，从万岁到打倒，要被打倒的人和东西比较多，喊了好一阵，最后解散去各班教室。

我内向，不善跟人交往，心里七上八下的，磨到最后一分钟才进教室。

进去一看，教室的后半边被男生占领了，前半边是女生的地盘。那时分男女生，对异性目不斜视。教室里很热闹，不少同学可能来自同一个小学，热络地有说有笑。座位几乎都满了，只剩下第一排有个空位，只好在那里坐下。

上课铃响后，进来一个年轻人，我们的班主任，绿军装绿军帽，自我介绍说是复员军人，还是校革委会主任，蛮自豪的样子。可能刚复员吧，说话倒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造反腔也不浓。他转身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字写得不怎么样。

刚开始，不知老师底细，再说他又是复员军人加主任，想当然的根红苗正，同学们都比较收敛。听了几分钟，大家轧出苗头，这老师字写得差不说，讲话干巴巴的，毫无趣味。课堂里渐渐乱起来，有人开始聊天，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更放肆，嘻嘻哈哈。突然传来桌椅碰撞的乓乓声，回头一看，两个男生站起来推推搡搡。老师大叫，坐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连叫了几遍，毫无效果。

我借此机会扫了一下男生，有两个小学同学，两三个穿军装的，还有个大个子，天蓝色运动衫的领子翻在中山装外边，当时风行的“大翻领”，据说是小流氓所爱。大翻领笑嘻嘻的：你们这算打相打（打架）？没劲没劲，肚皮饿了？打不动了？

班主任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无人理睬。他又说：来，大家唱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有几个同学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出了教室。老师说，坐下，坐下，还没下课呢。后面那两个男生已经抱作一团，打得难解难分了，班主任跑到后边去拉架，更多的人站起来，我也趁着混乱溜出了教室。

磨合期

或许是新建的学校吧，管理混乱。最初的一两个月，天天学习小红书，读报纸，不少学生都是高兴来来，不高兴不来。

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校革委会里，“老”的是一位中年教师，据说曾经当过教导主任。他在校门口堵住逃学的学生：你想当反对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吗？学校要给你们这些人办学习班。

学习班？上课已经受不了，去学习班就更惨了，成天被人管着逼着。我们才14岁，被他连吓带骗的，加上学校门口也加强了把守，逃学越来越困难，就此被逼回了教室。

每天上学，我们发现了一条近路，可以从淮海路穿过新康花园到复兴路，一拐弯就到学校了。虽说经过的是住宅区，但一路可看到不同的人，新康花园有资本家、名演员、名教授、名作家，还有干部、军人和住在汽车间小院里的工人。

汾阳路上更有意思，那条安静的弄堂里，走出来一名高高瘦瘦酷似外国人的英俊青年，人家叫他“夹种”，据说他爸是美国佬，他冷冷地默默地从我们身边掠过。

学校旁的联体洋房里，开门走出来的女人细皮嫩肉，年龄界限模糊，明明穿着蓝色灰色，跟工人阶级一样的衣服，但是格外合身整洁，一看就是“资产”（资本家）。

学校全天上课，中午学生回家吃饭。安静的新康花园，到了上下学时间，顿时喧哗起来，成群结队的荷尔蒙，亢奋地呼啸而过。

学校成员

年轻的老师一般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或者是复员军人，中老年的是从各校调来的，其中没有牛鬼蛇神，最多就是出身不太好。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校又不是劳改所，谁敢把牛鬼蛇神送来？

学生住在从音乐学院到麦琪公寓那段淮海路的附近，那里洋房公寓较多，居民中不乏名人和资本家，也聚集了几个机关和军队宿舍。除此之外，还有几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如大德里、大福里和木齐里，里边的住宅，品质风格不一，居民多元，藏龙卧虎。

那会儿，机关宿舍的走资派都被打倒了，住在上方花园、新康花园、淮海大楼和其他洋房公寓里的资本家和三名三高都被清算了，潜伏在弄堂里的小爬虫、寄生虫、地头蛇、变色龙等也基本曝光。随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让“好人”一天天少下去，“坏人”一天天多起来，我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视为妖魔鬼怪的后裔。我、小妹、小平均属这类。

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来自灰色的职员家庭，职员的覆盖面很广，有解放后入党的机关干部、解放前洋行的高级管理、知识分子、售货员、护士、警察、裁缝等等。剩下的红五类比例不大，由工人和军人子女组成。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团长是工人子弟，副团长一色干部子女，夹杂了一名职员子弟。这厮似乎要创造由灰色变为赤红的奇迹，在任何场合都要唱出革命的最高音。红团唯一一次的抄家行动，就是他组织的，他带领同学去抄老师家，因为那位老师的出身是资本家。幸亏红团其他“团座”没有他那么极端，再说出身不好的师生人数众多，抄家行动就此了结。

学校的红团，还算温和。首先这是个空架子组织，上面那么多团长，每个班级任命了正副两个排长，排长的出身较杂，有职员，也有被打倒的干部，下边的小兵稀稀拉拉的，是团排长的亲信或好友，加在一起，不足学生人数一半。虽有革委会、工宣队的力挺，但在多数学生的眼里，红团无足轻重。

我们居住的街区，各派文化潜移默化，加上上海人动口不动手的传统，学生大体相安无事。

开始上课

1968年春季，我们开始上文化课，只有三门课：政治、数学、英文。政治课由班主任上，天天念语录，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他管不住我们，课间有聊天的，织毛线的，打打闹闹的，还有我这样经常发呆的。后来，他提议要开辟一个大批判专栏，让我们一星期写一篇批判文章，贴在墙上，类似以前的墙报。

小学培养了我良好的学习习惯，既然是回家作业，自然要好好做。根据主题（如：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反有理，革命大联合等等），我把最高指示和报纸段落堆砌起来，端端正正抄在稿纸上，洋洋洒洒，有几页长。等文章贴出来了，才发现我是最笨的，同学们惜时如金，此类文章，写几个字应付了事，有的写了一段话，有的抄了几句口号，如我这般认真的寥寥无几，太脱离群众了。

我们班主任，很亲民的，把他的批判文章跟我们的贴在一起。他字写得差一点就算了，在一篇文章中，居然写道：刘XX忌想把天开。异想天开可以写得如此有创意，我忙拉了小妹来看热闹，她哈哈大笑：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班主任正好经过，脸色不太好看。此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文章了。

教数学的老师，四五十岁，戴副眼镜，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淮海坊。这一信息告诉我们，他资历不浅，否则住得起淮海坊吗？上海是个神奇的地方，再怎么革命，市民看人另有标准，因为骨子里的实际。

数学老师，课讲得有条有理，我很爱听。可惜男生依旧打打闹闹，女生继续聊天织毛线，她们有织不完的活儿，那时工人把厂里发的棉纱劳动手套拆了，合成两股三股的织成线衣，拆啊织啊很费工夫。数学课经常吵闹得无法上课，老师可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爱听，他就讲，不爱听，他就停下，何必跟革命小将过不去？真是识时务的俊杰。《初中代数》第一册，才上了半本不到，学了点儿因式分解，一个学期就过去了。

英文课是最乱的，英文老师中气十足，从头到尾都在呐喊read after me（跟我读），学了字母、万岁、红太阳等几句口号。因我在小学学过两年英文，课后找老师，私下里学会了国际音标。

没料到，这第一学期居然是我们在中学文化学习的全部。

对战班主任

一天，班主任让我下课去他的办公室。他先念了一段语录，“开展谈心活动，这个办法很好。”接着说要跟我开展一对一的谈心活动。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不吭声。出门来，小妹和小平在走廊里等我一起回家，她们一听，大呼小叫：下流胚，跟女生一对一谈心？恶心死了。我示意她们办公室门敞开着，她俩毫无顾忌，大叫了几声恶心，下流。

我至今不清楚班主任要跟我谈什么，他应该没有恶意，那时的我，因为家庭处境，用自我封闭来保护自己，我在班级里独来独往，谁都不理，他可能想把我拉回到热闹的集体中。

自那天后，每天读语录的时候，他的首选成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经过文革的人都懂得这段语录是用来警告那些出身不好的。边念还边看看我，全班同学的目光随着他的，集中到我身上。我故作坦然地跟着大家一起念，心里充满了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