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他刚结婚不久，小两口日子刚刚开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丽，既纯洁又贤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点点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尝愚蠢到要走上这一条几乎注定的死路？！
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愚蠢，太戏剧化、太无成功可能、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但这的确是真的。那一天，沈元买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假扮成黑人，进了某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谁知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沈元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来，有何价值？岂能被收留？而且对方又如何承担得起外交风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这是“叛国投敌”，当然是“罪该万死”。沈元注定要命丧黄泉更因为他又碰到一九七O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碰到“严打”，即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时以运动的方式特别“从快从严”惩办某些特定的“罪犯”。
刘志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一九五六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六十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已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詈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三十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养晦，还选择在专业上大出风头，这就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课，他最初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到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姐姐，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把姐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沈元一来，一定三人一起被抓进去，只得硬起心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无效，最后只有在电话上讲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电话挂了。
走了，可真走了。一九七O年四月，北京街头贴了一张公安局的布告，说沈元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后来又化装成黑人，逃进某非洲国家大使馆被截获，犯了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即执行。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文革期间，沈元横遭批判，化装跑到外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抓获后开了公审大会，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为了体现“群众专政”，还交付当地居民讨论，第一次讨论，获得宽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讨论，结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
郭罗基——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四十二年匆匆过去，一九九O年我再度回到大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们共同的亲戚到旅馆来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们，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枪毙的，文革之后重判无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几年，无法起白骨于地下了……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八十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一九八O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八十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刘志琴——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讳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长留人间。
刘再复《面对高洁的亡灵》一文——“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者）——二OO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一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七人后来被判处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罗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何与怀——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文革结束以后，终于有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