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光汉讲述——沈元很有才气，十七岁考上北大历史系55级，和我同班。他写过古代小学读物的《急就篇》研究，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做二十大报告时，国内是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当年图书馆有英文的《美国工人日报》，刊载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原文，沈元看到后，把这篇文章给翻译过来，还到处传播，这项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间被划成“极右分子”。后来沈元到社会哲学部，给黎澍当助手，那些比较左的调干生很不服气的，说一个历史系没毕业的学生，还是右派，凭啥上的这么快？他们告状，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里，历史系的书记是郭罗基，听说还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并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我在北海桥上劝了他两个小时，说，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们不是还有生命，还有朋友吗。文革期间，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头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十九号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姑母也是名医，听说也是中央高层领导的保健医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钊家的旁边。可能他姑父还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劳改队，也没人管他，还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过他，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记得院子很大，还专门给沈元隔出一间来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书局出版）——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五五级的学生，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极右派），当时十七岁，后下放劳动改造，可能是一九六一年回到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将他推荐给黎澍，说这个人不错，有些才华，并拿来他发表在《历史研究》第三期上的《〈急就篇〉研究》一文，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出的汉代社会状况。黎澍看后也觉得不错，与刘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门还从街道上了解他的情况，反映也很好。记得所务会就此研究过，没有不同意见。这样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后来因为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打成极右，到农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住在史家胡同姑妈家，姑父母均为医学专家，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一九六二年刘导生将其介绍给黎澍。

郭罗基——沈元与我同在一九五五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三、文章风波

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沈元是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的。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刘导生和黎澍都是爱惜人才的有胆识的领导；最主要的还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毛泽东的极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的研究机构的。

沈元来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当时知情人知道，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划成右派后，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研究文章，许多学者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黎澍将他的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论洪秀全》文章很长，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部主任何匡也是爱才，看到此文甚为称赞，要他压缩二万字在由人民日报分两期连载，此前还没有这个先例。结果引发非议。有人联名告状到毛泽东那里，说沈元是“白专道路”的典型。

刘志琴——沈元来所不久，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发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郭罗基——黎澍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四、文革中被判死刑

雷光汉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是六八年的十二月份，距离元旦不远了，沈元送我上火车站，还给了我二十元钱。没想到沈元后来会被判处死刑。可能他觉得在中国无望了，要跑国外。沈元瘦高、圆脸，头小，他把自己脸用鞋油给涂黑，化装成黑人，跑到一个非洲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没想到文革期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大使馆马上给外交部打了电话，把沈元带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给当成叛国罪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