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2014年，刘进图被袭击后，《明报》的记者和编辑在香港抗议暴力活动中举起报纸头版（ REUTERS/ Bobby Yip）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2014年，一名艺术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馆创作民主女神雕像，该博物馆致力于残酷镇压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