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共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2005年，矿工的亲属在听到承德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后痛哭不已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