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戴着墨镜，手拿可口可乐，在中国国庆庆典的装饰品前拍照留念（ AFP/ Robyn BECK）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网络图片）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