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维基百科）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 YouTube/@pal2011）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