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是在利用中华民族的信义传统，并将之改造为共产文化，为其自己集团的私利而用。在一个一元论为主体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只有一个中心，一个核心，该核心集团的意识超越任何特定成员甚至全部成员在任何一个既定阶段对其的理解；如果一个国王、某个政党或者某个利益集团属于最高的统治者，那么，这其中可能有多少的宽容和多元化的存在呢？所以，极权社会下的信义道统被完全毁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官本位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文化。严重地说，中共国下面的社会信义程度并不会高于远古时期的奴隶社会的信义文化水平。由此可见，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府的最有可能性的最后阶段就是军国主义，让全民成为战争列车上的牺牲品，一个几乎丧失了信义道统的国家里的民众要为自己所赖以生存的邪恶政权买单；犹如圣经创世记里所记载的索多玛及其周围地区的数个城池被上帝天使的硫磺和火所灭一样，那城里一直住着的妇孺老幼因着认同该邪恶的文化而一同被毁灭一样有天道规律性，上帝对于不信不义之人的忿怒和惩治都是公义的，因为，上帝的主权不容质疑。

中华文化里的道家思想对于信义的理解更为超然物外。《道德经》认为，“信”并非最高的德，而是在“道”失落之后的权宜层级补位。第八章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暗示了在真“道”之中，万物自然守序，无需刻意设立“信”的规范。第三十八章更直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表明“忠信”虽是礼的基础，但当道德系统不断退化时，才不得不“立礼以维纲”。因此，道家认为“信”虽是人际秩序的核心价值，却是道体失落后的社会维持机制，是“次善”而非终极价值。

同样，道家对“义”的看法也与儒家有所不同。道家反对人为过度强调“义”的刚强，认为这可能导致失去“无为”的柔和。第三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以及第二十二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都体现了道家“不争而得”的自然之道。在道家看来，“义”是“道”失落后的产物，是人为的道德规范。真正的“义”是顺应自然，不争而得，而非刻意为之。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在追求信义的过程中，要警惕过度的人为干预和僵化的教条，回归到自然无为的本真状态。

对比一下血色共产文化下的中国，无处不在的政治毒素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对于人们生活的过度干预，一个在街头巷尾卖一把青菜的老妪就可能碰到城管的严格执法面临流血之灾。这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的常态，人们的自然生活被政治严重干扰，人们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之中。免于恐惧的自有在极权主义的国度根本不存在。在极权主义国家，信义乃是需要被破坏殆尽的东西，而不是需要倡导的道德规范。

中国人所讲的信义。我们常常听见人用忘恩负义，全无信义，见利忘义，卖主求荣，卖友求富等成语来唾骂那些无耻的小人。关羽为了要保护嫂夫人，暂时投降曹操；曹操尽管厚待关羽，但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关羽成为一个守信用忠实结义的代表人物。因此，中国人常常使用无信不立，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念恩守义，忠义两全等，就成为描写关羽的赞美之语。

可见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信义，是君子的气质，是高尚的品格，是人与人之间的崇高心契，是转动五伦的动力。所谓五伦，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朋友。

圣经也讲信义，但与中国人所讲的信义不同。圣经所讲的信义是神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圣经记载，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和神就不能相交；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是有罪的。但是，神仍然爱祂所造的人，于是预备一个救赎的方法，将已经完全堕落了的人拯救回来，跟祂恢复原来的关系。

神所预备的救赎方法，就是差遣祂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借着童女而生。为什么要借着童女而生呢？因为凡是由男女配合而生的，都带着罪性；借着童女由圣灵感孕而生，才带着神性。所以基督是人，有血有肉，和我们一样；但是祂又是神，圣洁无瑕，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只有基督，才配为全人类的救主。

“信”与“义”的神学定义信（希腊文 pistis，希伯来文 emunah）：不仅是“相信”，更是“信靠、忠诚、委身”。它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对所信对象的完全交托。这种信，超越了理性的认知，直达生命的深处，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正如《希伯来书》11:1所言：“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基督教救恩论中，信是人与神和好的关键，即“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强调人并非靠行为得救，而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罪得赦免，被神算为义。义（希腊文dikaiosynē，希伯来文tsedaqah）：合神心意、道德正直、对人公义的实践。它不仅指个人的道德品格，更强调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平正义。义是信的果子，是信在行动上的彰显。正如《弥迦书》6:8所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神的国度中，“信”是进入之门，“义”是行走其间的道路，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中共国，无论是儒家道家的信义传统被破坏，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重塑之力也被渐渐磨灭殚尽。中共在五十年代初就针对有着基督教传统的民间团体和高等学府进行了拆解销毁，秉行的是无神论的共产文化。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右派分子被下放劳动甚至被迫害致死，都是为了毁灭中华民族所秉承的信义文化基因。甚至连正体的汉字也被简化成残体字。爱里无心，亲人不见，听者无耳无心无德等等，都是对传统信义文化的摧残。

也就是说，一些三自两会的基督徒如果要为真理发声，你又如何包容倡导谎言和杀人如麻的专制极权政府呢？这里面的道德逻辑是难以成立的，在一个无信无义的国度里去实行道义、践行正义可能吗？

3、林昭作为信义现象学符号的存在的意义

友人提醒我，中华信义文化的基因的种子在林昭一个人身上，就这一粒种子，才是华夏文化的最后的希望。他说，可以以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作为一个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所有的一切不符合仁义礼智信的东西都被破坏殚尽，并且这场革命也并没有建设起来更好的符合中华民族的信义传统，只是张扬了共产主义思想里的假大空等远离真理的共产文化。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机制下，每个人都成为一个专制绞肉机里的行尸走肉，何谈什么信义道德传统呢？正如电影《芙蓉镇》里的台词：活着，要像狗一样地活下去。在余华的作品《活着》里，富贵难道不是像狗一样活着么？在他的生命里的所有亲人都被这个绞肉机屠戮殆尽的时候，他只能吆喝着一头老牛慢慢走近人生的尽头。活着成为专制社会下最高的期待和盼望，其它都成为奢侈品。这才是最血淋淋的生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