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宏的文章《纪念林昭的意义》一文中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民间知道林昭事迹的人越来越多，对林昭的评价越来越高，被称作是“1949年之后在中国公开地，自觉地，清醒地反抗极权暴政的第一人”、“中华民族的自由女神”、“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一个十字架上的诗人”……。大陆民间对林昭历史意义的评价，也正撼动着依然处处展现极权特征的当代中国大陆当局，因为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批判，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仍然是当前专制权力的天敌。主编《林昭之死》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学者傅国涌对林昭下一个贴切的评语：“…她没有苟活于那个时代，她的死并不是为那个时代殉葬，乃是为结束那样的时代作铺路石。”钱理群教授也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林昭：“林昭与毛泽东的思想对抗中，林昭是最后的胜利者。”（参考：罗世宏，《纪念林昭的意义》，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216/article/2747）
苏州的林昭墓墓碑背面鑴有她在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中国大陆警方在林昭墓附近安置了监视摄影机，并且想方设法阻挠年年前来祭奠林昭的各地公民，但这只是可笑的自欺欺人之举，不过是见证了当代中国权力当局仍然死抱着极权体制幽灵不放的事实。
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H）和一个氧原子（O）构成。氧林昭自小在基督教文化环境里熏陶长大，可以称基督教文化为一个H。长大后被红色宣传蛊惑成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战士，可以成为另一个可以燃烧的H。而华夏道统可以称为O。这三者合成了一个水分子结构。在文革期间，只有林昭完成了这个灵魂里的结构性化学转变。成为未来可以滋润华夏信义传统的第一滴圣水。在林昭那里，她完成了对基督教十字架文化精神、中华道统文化、红色革命理想主义的革命意识三者的凝聚和化学反应。
林昭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殉道者，她的殉道者精神源自于基督的敢于为百姓代赎的牺牲精神。这种精神才使得她尽管深陷囹圄也敢于直面邪恶暴政没有屈服。她曾经受过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具有知识分子的良能良知，不为邪恶的专制主义唱赞歌；她也具备有中华文化的传统信义道统观念。这三者正是共产中国体制下的中国人所缺乏的。可惜的是，她这滴中国最纯净的圣水的生命被扼杀，但是她的灵魂却应该被传承下来。
林昭的生命被扼杀正反应了极权主义下的中国社会缺乏社会环境来包容这个具有“H₂O型人格”的新人存在下去。正如基督的复活之后，唾弃了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祭司文化传统，将全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精神领域，带来了持续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如果，林昭可以持续存在下去，中国人将会走入另一个新的文明能量场中，最终唾弃掉共产文化对中国造成的伤害。
结语
林昭在中共的刻意打压下，正在淡出中国人的视野。因此，此时再度审视林昭精神，是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华民族新文明的呼唤。中共假借现代文明产生的所谓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之类的噱头，都是虚耗人类精神能量的撒旦的阴谋。撒旦当然无法容纳林昭这个圣水分子的存在，也更不允许中国社会出现更多的林昭式的水分子，因为，一旦这样的水分子形成洪流，必将摧枯拉朽，将红色共产文化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场。
正如一位诗人说的：“她的头颅，放在天平的一方，亿万中国人的头颅顿时失去了重量！”这滴水不仅仅应该是重量，也应该成为滋养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源泉，使得华夏大地，萌芽更多更灿烂的生命，使得魔鬼瑟瑟发抖。
林昭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传统意义上的殉道，而是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的最小单位，每一个被耶稣基督更新的灵魂，都是潜在的水分子。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一直以来千方百计地打压基督教传播的本质所在；因为，撒旦的红色污染不仅仅局限在中华大地上，甚至在全球形成了一个更加巨大的红色污染场，这个红色污染场，只有具有林昭的水分子结构的人群才能清洗人类的红色污染，才能有资格迎来新文明的春雨。
附录：林昭生平简介
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其笔名。苏州人。解放前在苏州读中学时即参加进步活动。1954年以江苏省考分第一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她坚持说真话无罪，”文革”时在狱中继续抨击个人迷信和极左路线，宁死不屈，被杀害于上海。1980年得到平反昭雪。
人物经历——
1932年生于苏州，其父彭国彦曾任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中学毕业即追随其兄许金元参加革命。
景海中学毕业后，林昭不顾母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享有“革命摇篮”之称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
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展，林昭的觉醒反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事后，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又被认定在对抗组织、“态度恶劣”，于是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959年，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并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
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
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期间她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在狱中，没有笔和纸，林昭竟然都是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计有二十万字之多。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等待中接到了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即由20年有期徒刑加判为死刑立即执行，随后林昭在上海龙华被枪决，年仅36岁。
1980年，上海高级法院经过复查宣布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苏州灵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