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文革过去了几十年，谈到红卫兵，很多人仍然咬牙切齿。他们以非人的残暴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比方说，彭老总、贺大帅生生被打死，老舍、傅雷、叶以群被逼自杀，杨绛、巴金、陈景润扫厕所……罄竹难书。到今天，红卫兵曾经的领袖仍为社会诟病。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是红卫兵运动历史上不可忘却的名字。

他曾经是周恩来麾下最出色的红卫兵领袖，也是最早背叛“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在抓捕彭老总的时候，竟然被彭感化，开始一步步认清文革的真面目。他和叶剑英女儿一起组织“反文革阵营”，最终准备偷渡，却被抓捕，被判了无期徒刑，失去青春也失去爱情。

他就是文革运动难以绕过的第一代红卫兵领袖，他叫朱成昭，安徽人。

朱成昭和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天安门前合影

“逼上梁山”他开始造反

现在的文革史提到文革中有名的“五大领袖”都是指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但在1966年年，文革没有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五个人都没有崛起，“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还不是王大宾，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应当在中国红卫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但他的造反之路，却是被逼上梁山。

朱成昭，安徽人，生父是新四军烈士，养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干部。朱1960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中学，因品学兼优，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计算机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础知识的不足，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

1966年6月初文革爆发后，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工作队，朱成昭和一些同学起来，对邹家尤为首的工作队提了一些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并被工作队内定为“运动后期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的一位副队长对朱成昭等“反动学生”骂道：“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如！”

被“逼上梁山”的朱成昭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要么安康，要么被按上反革命的帽子。最终他联合同学蔡新平、蒋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宾、杨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

由于不搞“血统论”，许多对工作队有意见但出身不太好的学生纷纷参加，“东方红公社”很快成了地质学院的主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对立派组织是“斗批改战斗队”。

当时，朱成昭是“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王大宾是第三把手。

随后，朱成昭组织人马去地质部揪工作队，象北航一样，在地质部大门口静坐示威，制造了“四次大闹地质部”事件。

被逼梁山，便骑虎难下，只为自保，却成为一时的领袖，作为第一代的红卫兵，他没有办法和后来的很多红卫兵一样的狂热。但他没有办法地被推上了高位，开始了他一生的挣扎。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是总负责人，实际上的“一把手”。之后，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见和支持，“地院东方红”和朱成昭从此出了名。

当时，毛泽东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实情况，亲自派女儿李纳到地质学院担任“联络员”。中央文革也派关锋、阎长贵直接过问地质学院的文革情况。

一时之间，朱成昭风生水起，却如坐针毡。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结识叶剑英的女儿，他做下惊天大案

1966年9月，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头头、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到地质学院求援，认识了朱成昭。两人在许多政治观点上一致，又是青年男女，相见恨晚，坠入爱河。不久，二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发生了令中央和群众大吃一惊的“绑架”事件。

这天晚上，一群来路不明的红卫兵乘坐两辆汽车来到了位于正义路的彭真住宅大门前，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们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刚刚睡下的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巧妙地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一口气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远郊县某地藏了起来，后来彭真等人被连续批斗。

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从此开创了在社会上揪斗老干部的先例。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当时大吃一惊，一查，原来是叶剑英女儿干的。

叶向真文革后回忆这件事时，对这段往事如实讲述。她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接触彭德怀，他开始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和叶帅女儿叶向真的认识，做出了许多在当时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老一派革命者被陆续打倒，这让朱成昭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去看文革。

最终从文革红卫兵领袖到“反革命分子”，源于他和彭德怀的聊天。

那是他第一次被一个人的人格征服。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之后，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别指示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去抓彭德怀。

据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朱成昭因为同情彭德怀，并没有自己出马，而是派了三批人马去成都抓彭德怀。

第一批人到成都见到了彭德怀，并同彭德怀就文革和历史问题进行了长谈，结果被彭德怀感化，对彭表示同情，抓彭失败。

随后，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宾带人去抓彭，到达成都后，见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员。大家一商量，感到为难，决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

这时，对朱成昭同情彭德怀的行为，让文革小组十分不满，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

在这种情况下，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100多人第三次赴成都抓彭。

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

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众，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

12月27日，彭德怀被拉到了地质学院，关在朱成昭住的房间。期间，他和彭老总彻夜长谈，还看了彭德怀随身携带的一套“绝密材料”，内容是他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逐条反驳，以及对大跃进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后心里受到很大震动，认为彭德怀讲的是大实话，他是冤枉的。这对朱成昭后来转变思想，改变对文革的看法影响很大。

偷渡，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随着文革的进行，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凌子小姐的父亲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

不久，象许多一开始疯狂造别人反的高干子弟一样，朱成昭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一个文革造反领袖变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对者，变成了当时“联动”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蒋良朴、王大宾、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准备公开炮打中央文革。

王大宾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扬镳，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关情况。陈伯达写条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厕里去，成为茅厕里的石头”，并责令他做检查。

朱成昭决定以检查的名义公开自己的观点。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东方红”一把手的身份做检查，到会者三万多人。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八大观点，内容都是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派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

从广东逃向香港已经出现过两次大的高潮，在极度贫困和政治高压下，很多人选择冒死逃港以求生。当时，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至少有十几万人。已经被“专政”了的叶向真和朱成昭只有这一条活路了。1967年7月，他们离开北京，第一站到了广州。出走的消息很快被中央文革得知。戚本禹宣布他们“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

叛逃惊动了中央。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赶到广州，将朱成昭和叶向真抓回了北京。受株连者多人。朱叶二人与许多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地院东方红”第四把手杨雨中在审查时被逼跳楼自杀。

1967年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谢富治宣布“组织反革命集团”，正式逮捕，关进了监狱。

归宿

朱成昭被关押了8年以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作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在长达10多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他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恋人，还写了许多动人的情诗。但随着叶向真因为叶剑英女儿的原因早早出狱，这段爱情最终消逝。

朱成昭于1980年6月才被正式平反。据说当时中组部要将他与张志新一样树为反文革典型，但最后被叶剑英一笔勾去。一直到85年，朱成昭才被分配工作，到了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90年初到上海下海经商，一度事业上也是轰轰烈烈，但最后被三角债拖垮，退出商界，研究文革。1998年因心肌梗塞在北京猝然逝世，年仅57岁。

有专家认为，朱成昭与张志新不同，如果朱成昭被树为反文革典型，将有力地从思想上反思文革、批判文革，那么可能文革的根源就会被挖出来，对中国的今天影响无可估量。

可惜，历史并不如人愿。

朱成昭从文革初期悄悄消失在文字记载中，也慢慢消失在岁月中。

摘自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