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
“七·一八”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导致八月四日上柴“联司”的被砸掉。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砸“联司”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应该和全国形势的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当时全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七·二〇”武汉事件。毛主席当时在武汉，武汉的两派矛盾激化。“百万雄师”这一派得到了武汉军区和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包围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住处。毛主席的住处正好在王力的隔壁。王力出去跟激动的群众说话，群众认为他支持另一派，把他打伤了。当时的中央担心毛主席的安全，林彪很紧张，认为陈再道可能搞兵变，所以他和江青一起建议毛主席转移到上海来。说来也巧，正当毛主席到上海的时候，上柴厂出了解福喜被打死的事情。中央认为毛主席在武汉的安全受到威胁，由周恩来总理到武汉紧急安排毛主席撤出。中央原来已经有过决定：为了保证安全，今后毛泽东外出不能乘飞机，所以他从北京到武汉时乘的是专列。但是这次紧急撤出时又乘了一次飞机，这是毛在一生中最后一次乘飞机，从武汉直接飞到上海。毛主席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抵达上海的，这一天，人民广场正好召开上柴厂被打死的解福喜的追悼大会。毛主席来后住在上海西郊虹桥路的“四一四招待所”（今西郊迎宾馆），上海当时的重大任务，就是要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七月二十二日，河南发生大武斗，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时，明确肯定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当时林彪、江青都主张造反派要掌握武力，不仅要文攻，而且要武卫。林彪、江青后来把陈再道召到北京，进行批斗，并在武汉把“百万雄师”这一派压下去了。
张春桥是陪同毛主席从武汉飞到上海的，他特地把江青接见河南“二七公社”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用文件的形式批转给我，同时告诉我，这个记录可以散发。我就把江青的谈话印成传单，夹在《文汇报》、《解放日报》里发行。我觉得当时中央的方针非常强调“文攻武卫”，支持造反派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动武。
毛主席到上海以后，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在人民广场开了一个“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会，完全是针对武汉事件、河南大武斗，包括针对上海上柴“联司”和“支联站”的。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通过他掌握的公安局杨浦分局，搞了一次秘密的突击搜捕，把正在泰安路“支联站”总部开会的“支联站”头头二十五人全部抓获，把其中的十四人送交市公安局关押，但“全向东”没有到会，未能抓到。当时，游雪涛领导的秘密组织“扫雷纵队”派人打进了“支联总部”，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所以，“支联总部”是首先被解决的。
七月二十九日，上柴“东方红”的队伍全部撤出了工厂，为以后的“踏平联司”创造了条件。八月三日，由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起草，经过我改定，经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发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致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市革命委员会是当时上海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权力机构给一个工厂的群众组织的成员写一封公开信，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当时认为对“联司”已经仁至义尽了，找它出厂谈判不行，上门去谈判也不行，市政法指挥部又控制不住他们的行动，最后一招只有向他们的群众写信了。市革委常委扩大会在讨论这封信的草稿时候，也颇有争论，比如“工总司”陈阿大坚决不同意在信中提“联司”是群众组织，主张一定要宣布“联司”是反革命组织。我说服他：“联司”还是群众组织，“联司”的群众我们还应该称他们是“革命群众”，希望他们能够起来与“联司”的头头决裂。
《公开信》印成大布告的形式，派专人直接送去上柴厂。当时的做法也很特别，由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派干部乘着三辆大卡车，拿着公开信，还通知新闻记者、电影厂的摄影师一起去，看“联司”怎么应对。到了厂门口，“联司”完全把市革命委员会作为对立面，不让进厂，送信人就在车上用高音喇叭广播《公开信》，结果“联司”派人把高音喇叭砸了，把电影摄影机夺走了，打了摄影师，还把几个送信的代表带进去教训一顿。三辆大卡车被砸，实际上是“联司”中了我们设下的一个圈套：市革命委员会给你写信，你居然敢于对市革会派出的代表动手，这说明“联司”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市里对它采取进一步行动就有充分的理由了。
王洪文决定动手砸“联司”
八月四日凌晨三点，王洪文在华山路八百八十八号召开“工总司”全体委员的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上柴“联司”动手。我觉得要动手的话，一定要经过张、姚批准。我当时多次打红色保密电话找张春桥，但他陪毛主席去了，不接我的电话。我把紧急请示告知他的秘书，秘书答应转达，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回复。没有他的批准，我是不敢下最后动手的决心的。估计是他有意不表态，让王洪文出面放手去干。
王洪文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等找到华山路888号参加作战会议，他们把杨浦区的地图摊开，在上柴厂的周围标出了很多作战点，对厂房、仓库、水塔、食堂，甚至上柴厂沿黄浦江周边的区域，都作了详细的作战部署。因为怕“联司”成员从黄浦江上转移出去，特地从港务局调了几艘巡逻艇，把江面封锁起来。
部署完毕，王洪文已经等不及张春桥的批准令了。
王承龙作为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参加了华山路八百八十八号的作战会议，他根据我们商定的意见对王洪文说：“这么重大的行动要春桥、文元同志批准，我们还是等一等好。”
“不管了，动吧！”王洪文自己拍板了。凌晨，上海的各个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举行誓师大会。会后，浩浩荡荡的队伍乘着一千多辆卡车向上柴厂进发。
我记得，八月四日那天天还没有亮，王承龙气急败坏地冲到荣昌路六十号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紧急敲我卧室的门：“快起来！老徐，快起来！王洪文他们已经调队伍打‘联司’去了！”
我很着急，张、姚都没有表态，怎么办呢？我赶到康平路办公室，王少庸也被从睡梦中叫醒，我们只能面对现实。当时王洪文又下令从杨浦区大厂调队伍，最初调四万人，后来有些单位听到消息就自己跑去了，加起来有十几万人。军工路上塞满了人和车，各种各样的车辆载着工人，他们拿着钢钎、铁棍，戴着柳条帽，穿着帆布工作服。钢铁系统的造反派最先赶到上柴厂，充当了打头阵的队伍。在现场指挥的是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和王腓利。我让王承龙一定要跟他们在一起，并下了一个命令：决不能打死人！我最担心的就是武斗死人。上柴厂解福喜一死，对“联司”很不利；假如这次在打“联司”的过程中，“工总司”这边也打死人，事情就会更复杂化。我处理过一九六六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工总司”与赤卫队大武斗，只是伤人，没有死人，后遗症就少些。所以我要王承龙带去一条死命令：打“联司”不能打死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没有去上柴厂现场，我们守候在市委康平路小礼堂听取消息。
王洪文他们在上柴厂外围的工农新村，找了间有电话的房子作为指挥所。除了陆上包围以外，还调来舰艇，从黄浦江上断了“联司”的后路。开始的时候，双方都采取宣传攻势，打“心理战”，高音喇叭对高音喇叭。最前沿的是几十名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文攻”。外面对里面广播：“‘联司’必败！‘东方红’必胜！”还策动“联司”广大战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里面对外面广播：“‘工总司’镇压‘联司’绝没有好下场！”而且口号提得很策略：“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不打工人阶级！”王洪文听了大为生气，下令：“把里面广播喇叭的电源切断！”有人立即通知供电局切断厂区电源，结果里面的喇叭不响了，外面照样广播。
“联司”制造的弹弓威力很大，他们在厂部办公楼屋顶平台上树起一根根水泥柱子，系上很粗的橡皮筋，用洋元（铁棒）锯成一段段铁块当子弹，像一段段胡萝卜块，通过橡皮筋向厂外阵地弹射出去，射程很远。这些弹弓像一挺挺机关枪，很具杀伤力。“工总司”戴立清在前沿指挥的时候，一块洋元打到他胸前，把衣服口袋里的钢笔都打断了。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说：“幸亏钢笔保护了你，不然，胸口肯定要受伤。”里面发射的“子弹”把外面的高音喇叭也打坏了。外面有些人想冲进厂门口去动手，但里面楼顶上守着很多人，不断朝外扔石头、铁块和自制燃烧瓶，甚至喷射镪水和硫酸，使进攻者无法逼近。上柴厂的围墙也很厚，一时难以突破，后来从外厂调来四辆二十五吨的大型吊车和铲车，从侧面撞墙，墙倒下以后，外面的队伍冲了进去，开始了逐屋争夺战。“联司”人员死守，进攻队伍攻下了食堂、酸洗车间、铸工车间、冷锻车间，冲进了三十米高的金工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战斗十分激烈。
（三）
电影摄影师拍下砸“联司”的全过程
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位姓殷的摄影师和我比较熟悉，他在随市革命委员会代表给“联司”送《公开信》时已经挨过打，对“联司”有一肚子气，这次他带着电影厂“敢死队”跟着最前面的队伍一起冲进去，爬到厂内的制高点，用好几部摄影机居高临下地同步拍摄，把砸“联司”的过程原原本本地拍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制作完成后放给毛主席看的一部长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