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未闻有道歉者，只能是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六、"共业历史观"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分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账"，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

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分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分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一个社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若不能超越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恩怨，则无从建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信任感──"公民信任"（civic trust），设若中共隐瞒历史、禁锢民智，后果乃是不需要再出一个毛泽东，文革再现可在须臾之间，"满街都是刽子手"那一幕，降临中国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