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迹斑斑的军队“支左”干部

广西军区的支左干部绝不是“雷锋”。机密档案揭示：这些支左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用中共以往丑化“敌人”的套话来说，就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例如，宾阳县于七月二十四日成立落实“七･三”报告领导小组，由王建勋（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会主任）、王贵增（武装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黄智源（六九四九部队营教导员）、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炮营教导员）四人组成。在他们的策划指挥下，一个月不到该县就乱打乱杀和逼死了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王建勋还嫌在宾阳先杀得不够，跑到隔壁的杀人较少的邕宁县去表示愿意派兵去帮忙杀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灌阳县人武部政委原绍文公开支持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几天内就杀害了一百五十八人。他还给上级写报告把乱杀人罪行粉饰为“就地处决、先发制敌革命行动……”。原县委副书记彭川，将该县乱杀人情况报告了广西军区，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又被原绍文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县供销社干部陈玉良，将灌阳乱杀人情况反映到中央，以此为主要原因被投入监狱……。

在上思县所谓的“剿匪”中，“县武装部长段正邦是直接指挥杀人的罪魁，普遍挖肝，在革委会吃人肉。有轮奸致死的、杀夫占妻、杀父占女的，武装部科长韦正宣到堤高大队指挥杀死六十多人。那坦大队民兵营长马仕琼杀人四十多个，强奸妇女二十多人。上思县被称为“土匪”的干部五百一十七人，群众一千一百五十三人。”

为了争夺革委会的领导权，许多支左军人还直接对地方干部进行陷害和谋杀。例如，据机密档案记载：“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十一名干部、教师和学生。……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不仅主谋策划危害赵永禧和干部群众，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六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驻靖西县支左军人伍祥胜、曾克昭，盗用“四･二二”靖西“造反大军”名义，由曾克昭执笔伪造了一封信寄给黄小林（靖西县委书记），要黄站到“四･二二”一边支持靖西“造反大军”。此后，他们便以此信为借口，诬陷黄小林参加派性活动，以致“联指”派将黄活活打死。

无恶不作的军人大多逃脱惩罚

绝大多数的广西大屠杀的案例都是由军人领导、指挥、纵容甚至直接动手的。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是国家机器行为的一种结果和延申，甚至是为国家机器直接利用的形式而已。其次，参与这些暴力和杀戮的军人、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的党团骨干，是这一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和受益者。由此而论，把文革中的暴力杀戮的责任一概推卸到某种抽象模糊的“造反派”群众头上是不对的，这既不符合历史史实，也极大地扭曲了我们民族应有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从而混淆了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无恶不作的军人在文革后的复查中不仅大多数逃脱了惩罚，不少还得到提升。如在整个广西指挥杀人最多的原宾阳县革委会主任王建勋（原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新的宾阳县委多次打报告要将他逮捕乃至处以极刑，但是王在军队里巍然不动，还官升为少将、广州市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原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是桂林“八･二○事件”的直接指挥，竟提拔当了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对广西文革后的“处遗”调查完全采抵制态度，如一手伪造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假案的原南宁支左干部王生江，在文革后复查追究他责任时，竟无法在军队里找到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