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变得卑鄙了？我偷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等等？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以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59年1月16日）

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过与顾准相似的经历。然而，许多人甚至不敢如实地感受，更少有人敢于秉笔直书，经历史留下一点记录。这是中国的耻辱，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早在1959年在商城的日记里，顾准已经下定决心要下十年功夫，研究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弄明白人类的命运是怎幺回事。这个计划当然过于庞大而不能完成，然而我们还是有了现在的《顾准文集》，它使人们在问起20世纪下半期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愧色地回答："我们有顾准"。

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把顾准和他的通信结集出版的时候加了一个题目：《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当然是正确的，顾准通过痛苦的改造放弃了对他曾经是神圣的"终极目标"的追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他说："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他又说："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但是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顾准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理想主义者。因此说他放弃的专制主义，追求的是自由主义，毋宁切合他思想实际。他在1960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已经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苛政猛于虎。"

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的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顾准是孤独的，因为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就是要"孤立"他。即使到临死，他想与同在北京城里相距咫尺的九十老母见一面而不可能。在顾准的日记里唯一引为同道的是宋庆龄。他在1959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宋庆龄的和平、进步、正义是正宗的，目前的妖魔邪气何能持久？"

顾准可谓"时穷节乃见"的典型，但我更希望什幺时候，中国能甩掉"时穷节乃见"这个被视为可贵可敬，其实却是可怕可怜的民族传统，让人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时代早早到来。1960年以后的调整时期，1978年以后的农村改革，都已经证明，只要稍稍多给人一点说真话的自由，中国虽然人多，吃饱饭还不是办不到的。希望中国今后不要老是以"时穷"来考验她的子女的智能和良心。

总之，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日记，它不属于顾准这一个人，而是属于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一段痛史。

1997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