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结束回到学校，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后来又复课闹革命，反正停也好、复也罢，一直都在闹，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这样一直闹到1968年底，老三届该毕业了。先是66届，再是我们67届和68届，积压了三年的中学毕业生一批一批地被打发到工厂、农场、建设兵团、街道生产组去了，还有更多这些地方容纳不下的人就被安排到农村去插队落户。
当时极少有人自觉自愿到农村去插队，但我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倒不是我的思想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尽管我并不理解这三年来所发生的一切，但我还是相信毛泽东所说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希望自己下乡插队可以让妹妹和弟弟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后来果然如愿以偿。所以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我一个人去插队还是合算的。
到安徽宿县大店公社插队以后我观察农村、了解农民，学习农活、模仿农民的生活。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我买了一匹老乡织的老粗布，做了一身土布衣服。我学习当地的方言，没过几年就能说一口可以乱真的淮北话，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满口的俚语和粗话。然而几年下来我深深地感到现实的农村、农民、农业和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在课堂上听到的、在书本上见到的并不一样，于是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为了摆脱文革的迷茫和现实的困惑，我开始认真地去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希望从中能够找到答案。我模仿列宁的《哲学笔记》大段大段地抄录原文，并在旁边写下自己的体会和想法，这样的笔记我总共记了两本。从这些笔记的旁批中可以看出，在农村的几年我的思想已经从坚信渐渐地转变为怀疑了。
1971年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了“9？13”事件，已经被中共九大确立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居然叛逃了。听到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以前建立起来的神圣光环全部化为了泡影，曾经以为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仰顷刻之间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以前一直痴迷的红太阳上面原来是有许许多多黑子的，平时之所以看不见黑子是因为它们被太阳的光辉掩盖了。当黑子集中爆发的时候会引起强磁暴，它会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团糟，而当太阳被月亮挡住的时候天空又会漆黑一片，就像夜晚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上的日全食，而在此之前强磁暴是经常不断的。想通了这个道理，我顿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从此以后我学会了独立思考，遇到如何事情我都一定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再也不轻信盲从任何自命不凡的伟人了。
后来有人把我们这一代人称做是“信仰崩溃的一代”，其实崩溃的只是别人灌输给我们的那一套并不正确的信仰，而在清除了旧信仰的同时我们又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属于自己的信仰。其实马克思早就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是指不要迷信一切权威。在乡下插队的时候我还只是怀疑旧信仰，新的信仰还不是十分清晰。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大学，看到了马列经典以外的许许多多新的著作，眼界大开，我又明白了，原来解放后那么多年我们竟然一直拜倒在马列的脚下再也没有向前进过。
前几年一位大学的同学送我一对印章，印文是“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典出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墓碑。不管人们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如何，“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永远是不错的，所以我十分钟爱这对印章。
上书
林彪之死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喧嚣的社会渐渐沉寂下来，人们在默默地反思：这些年来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一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思潮悄悄地在社会上蔓延，于是1973年下半年从上到下掀起了一场把林彪和孔子联系在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大块文章，有批判林彪的，有批判孔子的，有批判周公的，有批判儒家颂扬法家的，还有把一部中国史说成是儒法斗争史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文化就成了革命的对象。自古以来人们都一致谴责秦始皇焚书坑儒，而文化大革命却比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书是焚不完的，儒也坑不绝，但是在那个年代的确是很难看到书了，图书馆都关门了，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著作就是大批判资料，自然科学的书因为和反动学术权威扯在一起，几乎没有了，文学艺术的书更是认为毒草丛生而被拔得干干净净。上高中的时候我是一名偏科的学生，数理化的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120分，因为附加题我都做得出来，可是语文成绩却很差，每学期做八次作文，偶尔有一次4分，其余的都是3分－－刚刚及格而已。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数理化是一点用也没有了，而小说又找不到，于是我就只能从亲戚那里找一些哲学、逻辑、历史之类的书来读，我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就是这样奠定的。从1966年以来已经八年了，八年里我们只能看到八部样板戏，精神世界本来就极端空虚，现在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讲历史的文章，我就拿来一篇篇地阅读，聊补无米之炊。
有一天在《红旗》杂志上看到一篇《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的文章，看完以后总觉得对这一段历史不应该是这样评价的，于是就心血来潮地写了一篇与其商榷的文章《也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及其它》。我这个作文从来只得3分的人第一次出手居然写的就是史学论文，难道这是我后来走上研究历史之路的先兆？
《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罗思鼎。罗思鼎是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笔名，可是我在安徽乡下插队，孤陋寡闻又不知道。把批驳罗思鼎的文章修改两遍后就兴冲冲地投寄给了上海的《文汇报》。
当时的《文汇报》已经成了四人帮的喉舌，我把稿件寄给它等于是自投罗网，发表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还被反馈到了公社，公社领导找我去谈话，我就如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概他们看我并不属于团伙犯罪，也没有什么反革命企图，只不过是书呆子气太足，也就没有难为我。只是从此以后我总觉得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投来的目光有点异样。偶尔听到传言，说我们公社出了一个小右派云云，我想这应该就是指我。那时我到农村种田已经六年了，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都没有我的份，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我又不想去当，反正已经掉在社会最底层了，又不想咸鱼翻身，所以我丝毫不为所动，倒也心情坦然。
还好这样的日子并不长，1976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唐山发生大地震，而更大的震动莫过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欣喜若狂。这时我已经知道罗思鼎是何许人了，消息传来，我一下子如释重负，心想应该到公社去要求平反，可是人家又没有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只不过是打入另册、另眼看你罢了，我又不能拉一顶右派的帽子给自己戴上，平反又从何谈起呢？不过这时再看别人投来的眼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自己也觉得腰杆子一下子挺直了许多，一种翻身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第二年，县里专管知青事务的五七办公室居然调我去临时帮忙，我想一定是这篇文章在起作用了。在县里度过了一段临时秘书的生活，突然传来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于是我就辞去工作开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了。
赶考
1977年8月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会议足足开了45天才结束，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就今年高等学校招生问题教育部负责人答记者问》的报道，正式宣布恢复高考，考试的时间定在12月份举行。期间复习备考的时间只有两个月。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文化的命都革掉了，一下子恢复高考，连教科书也找不到。文革期间中学倒还继续在办，可是那些教材就象是大批判资料，实在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什么参考书、习题集、AB卷了，于是我就只能翻箱倒柜找出一切有关的书来看，再回上海找当中学老师的亲戚临时恶补，除此之外就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
十年了，没有碰过一本教科书，要复习的内容那么多，时间又那么紧，所以只能是把以前学过的东西拿来再看两遍而已，连做习题的时间也没有。这时我突然发现当年在学校里学过的知识居然还没有完全淡忘，一复习就全记起来了，后来考试的时候大多数题目都做出来了，数学考试成绩肯定在80分以上。应该感谢中学的老师为我打下的基础，也证明我在中学里并没有死读书、读死书，而是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数理化我不怕，我的软肋是语文。于是我就按写景、写事、写人、抒情、议论等不同的要求拟了几个题目，做了几篇作文记熟，既是练习，又可以供不时之需，所以考语文写作文的时候也很顺利。当年考场里坐在我邻桌的是我们公社的一位本地知青，考完试走出考场后他问我：“你怎么从头到尾一直在写？”这时我才想起来，他老早就在那里抓耳挠腮咬笔杆子了。
读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已经熄灭了十年，当死灰复燃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按照我的兴趣与特长，如果不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肯定要考理工科的，可是现在填报志愿，理工科都有年龄的限制，30岁的大龄学生虽然可以参加高考，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要有特长。我有什么特长呢？我实在一无所长。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公社知青办主任大概想要起用我来干点事情，也问过我有什么特长，我歪着头想了想回答他一个字：“想”，把他笑得弯了腰：“‘想’算什么特长呢？”可是我是认真的，因为我真的说不出自己有什么其他的特长，但是这十年来我的思想始终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越是难的问题我越来劲。我的座右铭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从小喜欢看科学幻想小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每本我都看过，而最爱看的是《科学家谈21世纪》，所以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幻想。长大以后又有许多奇思妙想、胡思乱想、开天异想、联想与狂想，总之我相信自己的脑子比别人灵。直到现在我还是思如泉涌，眼睛一睁脑子就在动，眼睛一闭马上就睡着。现在考大学报志愿要有特长，“想”当然是不行的，我突然想起前两年写的那篇批判罗思鼎的文章，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再次投给《历史研究》人家仍然没有用，但是现在却可以拿出来派派用场了。于是我就以此为证说自己在历史方面有特长，就报考了历史系。结果果然考取了华东师大历史系，从此我就走上了研究历史的不归路。我们历史系77级一共有93位同学，毕业后许多人都改行了，在大学和中学里教历史的最多只有10个人。所以老同学聚会时那些早就跳槽的同学常常和我开玩笑说：“你还掉在屎（史）坑里没跳出来啊？”我就和他们打哈哈说：“是啊，我这一辈子就吊死在历史这棵树上了。”
1977年全国参加高考的有570万人，录取了27万本专科生，录取率还不到5%，和今天的录取率高达60%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我们公社参加高考的大约有几十人，总共只考上了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女生也是上海知青，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现在的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她成了我的夫人，也算是插队九年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