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菜

我们插队的淮北地多人少，我们刚到队里，生产队就分给我们每人半亩自留地，两个人有八分田和两分菜园。因为是春天给的地，田里就只能种高粱了，那么菜园里种什么呢？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俗话说“傻子过年看隔壁，别人咋过我咋过”，看着农民种什么菜、怎么种菜，我们也依样画葫芦地种。我们向农民要些菜种，到集市上买些菜秧，居然也把菜园种满了。

淮北农村比江南农村要穷得多，生活也要简单得多，就说这蔬菜吧，主要也就是萝卜和大白菜两样，连我们平时常吃的青菜都没有，更不要说别的花式菜了。农民家家户户都要种一大片辣椒，到秋后摘下来晒干，串起来挂在屋檐下，这一串红辣椒是他们常年要食用的，可是这不合我们的口味，而我们喜欢吃的圆圆的菜椒当地根本就没有。我想，如果把上海的蔬菜带到淮北来种，不是可以改变这里的生活方式吗？

我的外公住在太仓，回上海过年时我去看望外公，就从太仓买了各种各样的菜种带回队里，第二年种在自己的菜园里，把菜园种得琳琅满目，引得农民都跑来看新鲜。

我不种当地的尖辣椒，改种上海的圆菜椒。菜椒和辣椒长的样子差不多，只是植株更粗壮，叶片颜色更深，可是等到第一批菜椒结出来以后它就停止生长，也不再结辣椒了，不象当地农民种的辣椒那样长得很高大，还上上下下挂满了辣椒。农民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缺肥的缘故，我想有道理，于是就学着农民的样子也用高粱杆围了一个茅厕，以便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从上海带来了莴苣和蚕豆，这些蔬菜在当地都没有的，可是发现莴苣一长大以后就缺棵了，一问老乡，原来是给小孩子偷去当水果吃了。还有番茄也老是挂不住果。番茄当地倒是有的，但是青番茄长成后老是不肯红，等呀等呀，还没等到番茄红呢，就给小孩子偷摘去吃了。在农民们看来，偷这种好吃的东西不算偷，再说小孩子也都是同姓本家的，又不是外来的小偷，种了而不能保证收成，这就是他们不种这些可以生吃的蔬菜的原因。于是我们就只能在青番茄长成个以后就摘下来，结果那一年吃的番茄都是青涩的。自己种菜自己吃，也是别有一番乐趣。种菜吃与买菜吃不一样，我们平时炒菜都喜欢用两样搭配在一起烧，比如毛豆子炒咸菜、番茄冬瓜汤等等，可是自己种，那些菜却不是一起成熟的，有毛豆的时候咸菜还没腌，有番茄的时候冬瓜还没长成，所以这些菜都只能单独烧来吃。说到种冬瓜，那是我们种得最成功的蔬菜了。我在菜园周围搭了一个篱笆，在篱笆每边栽两棵冬瓜秧，让它搭在篱笆上长，平时根本都不要管。等到小冬瓜长成个了，就摘下来，一只冬瓜可以吃几天。八棵冬瓜此起彼伏，那年从夏天到秋天我们几乎天天吃冬瓜，炒菜也是冬瓜、烧汤也是冬瓜，连擀面条都切点冬瓜片下在面汤里，因为冬瓜切开后容易烂，所以只能拼命吃。到冬天我还留了两个老冬瓜切碎了放在腌的酱豆子里。也许因为那一年冬瓜吃得太多了，所以现在看见冬瓜就兴趣索然了。

住在生产队里的时候我年年都种菜，我觉得种菜比种花有意思得多，种花只能看，而种菜还能吃。在乡下时我总是幻想着将来回到城里如果有一片园子，我一定种菜而不种花，等回到城里后我住在二楼，种不成菜了，可是我还常常梦见自己回到乡下去种菜了，还每每在梦中为耽误季节而犯愁。也许种菜已经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情结。

植棉

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淮北的农业生产技术还很落后，就说种棉花吧，他们是前面用牛拉犁穿一条沟，跟在后面的人就往沟里稀稀落落地丢棉种，第三个人用脚把泥土盖上就算完事了。等到棉苗出土以后去匀一次苗，长大一点耪地锄草的时候再间掉一些，棉花长得稀稀拉拉的，既不打杈掐头，也不施肥喷药，棉株长得只比膝盖高一点，一年亩产只有二三十斤。

虽然我从来没有种过田，但是也看得出来这样种法实在是太粗放了。正好那一年公社农技站要培训农民植棉技术，生产队长说我们知青有文化，就派我去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并不喜欢生物学，我的强项是数理化，但是文革以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被冷落了，那些年里我们一直在胡闹，革文化的命，写一些自以为是的大批判文章，现在能有机会学学植物、配配农药，也很不错。要知道在那个年头，生产队里除了老牛拉犁以外就没有什么像样的农业机械了，就象赵本山的手电筒是唯一的家用电器一样，手压式喷雾器也算是生产队里唯一的农用机械了，所以每当我们背着喷雾器在田里打农药的时候，农民们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我们心里也感到特别自豪。

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原来种棉花也有那么多的学问，我还让家里买了一些关于种棉花的书寄来。这倒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知识青年种田与老农种田的不同。第二年生产队让我和几位村里的年轻人组成一个植棉专业组，专门负责管理棉花。我们根据书上的要求进行合理密植，按时进行整枝打杈、喷洒农药、掐头去尖，当年棉花的长势就超过了往年。到秋天摘棉花的时候是全队人一起去的，看着齐胸高的棉花，大家都说从来也没见过棉花长得那么好，当年亩产就达到了七八十斤。第二年我从队里买了几斤棉花，弹了一条棉被，盖在身上特别暖和，倒不是因为棉花是自己种的，而是因为以前在上海买的棉被都是用次级的棉花弹的，高级的棉花都拿去纺纱织布了，而我们是拿最好的棉花弹的棉被，质量当然就好了。

后来公社把我们几十个知青集中起来办了一个知青农场，我还是负责种棉花。知青农场的条件比生产队好，自己有拖拉机耕田，化肥也比生产队更充足，所以我们种的棉花长得比人还高，象青纱帐一样，在田里打药时都见不到人，可是等到结了棉桃以后却接二连三地掉，那是因为疯长了，结果每亩只收了一百多斤，没能创造出新的记录。

从1969年1月下乡插队到1978年1月考上大学回到上海，我在淮北农村整整呆了9年。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在知青农场，我一直在种田，除了没有学过使牛耕地耙地以外，什么农活都干过，不要说打场扬场，连用耩耧播种也能来两下子。虽然论体力活我们干不过农民，但是我们比他们有文化，在科学种田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强。1973年我父亲的工资恢复了，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我就让他买些有关农业技术的书寄来，他把新华书店里能买到的种粮食的、种棉花的、种各种各样蔬菜的、看云识天气等等的书都寄来了。当我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回上海时就把这些书都送给了队里的年轻人，竟然装了几个纸板箱呢。

挖河

有一年冬天县里规划要在符离集那边挖一条很大的河，任务摊派到流域内每个生产队，我们生产队也摊到了一段。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挖河，就准备不回家过年，留下来跟着队里的农民一起去挖河。老乡们劝我别去，说那活太累，你们上海知青吃不消的。可是我想这正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生活的机会，就坚持要去，最后队里终于同意我作为输送给养的后补队员参加后半程的挖河。

我们的生产队位于宿县的东边，离城有60多里，挖河工地在宿县的北边，也有几十里路，我们七八个人拉着板车，满载着工具、材料、行李、粮食、柴禾沿小路从斜刺里直穿过去，也走了整整一天半才到达工地。到了挖河工地，老乡们忙着卸车搭建住宿用的庵棚，我插不上手，就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跑到大堤上面去看已经初具规模的挖河工地。

在上海的时候见过黄浦江、苏州河，那些自然形成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而眼前这条河却是笔直笔直的，联想到去崇明农场的同学那里玩的时候，在海滩上看到被潮水冲刷出来的水沟也都是弯弯曲曲的，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直来直去的河道都是人工开凿的。眼前的这条人工河是一条主干河道，河底宽就将近百米，两边是一比三的斜坡，从平地到河底至少也有两层楼那么深。因为河很大，而挖河的土方又是按人头分配的，所以每个生产队分摊到的河段只有几米宽。这几米宽的河道就是各个生产队的作业面，大家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摊到的河段里的泥用独轮车运上来，堆到河口外二三十米远的地方，堆成一道堤坝，堤坝内的河岸就成了河滩。我到工地的时候河道已经成形，从我的脚下向东西两边延伸出去，极目远望，哪边都见不到头。河筒子里是密密麻麻的一队队的人，井然有序地把自己作业面上的泥土往堤坝上面运。有时候在两个队之间会留着一道矮墙，那是他们的边界，等着技术员来测量，决定应该属于谁挖。要知道把每一立方土从河底运到岸上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所以谁也不愿意多干。看着河道里热火朝天的场面，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幅古代战场的景象，我想古代打仗的时候两军厮杀一定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今天是两队人马分别把土往两岸运，而当年应该是大家都往中间冲吧。

堤坝外面就是挖河民工的住地。其实那里原来也是农田，平整一下用粗木棍搭成人字形的支架，铺上秫秸，苫上麦秸，就成了断面为三角形的庵棚。因为挖河民工太多，附近的村庄根本无法接待那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是自带建材搭庵棚露宿野外。好在北方的冬天不大下雨，只要能遮挡一下露水就行了。这种庵棚还没有一个人高，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底部的宽度不到两米，正够一个人横躺，在地上垫一层秫秸，上面再铺些麦草，人就睡在上面。

因为每个生产队的作业面只有几米宽，所以住地也只有几米宽窄窄的一条，大的生产队可以在上面搭两排庵棚，小的生产队只能搭一排。从堤坝上望下去，一排排庵棚鳞次栉比，虽然简陋土气，但是集聚在一起倒也十分壮观。这一场景又使我想到了古代的军营，那时军营里的帐篷一座接一座肯定也是这样的。一个庵棚里能住七八个人，一个生产队要搭好几个庵棚，最里边靠近堤坝的一个庵棚是厨房，离开最外边庵棚几十米远处是用秫秸围起来的临时厕所，几十个人个把月也能积不少肥呢。等到挖完河回家的时候，带来的粮食吃完了、柴禾也烧光了，板车腾出来的地方正好把肥料运回去。

挖河是桩苦活，那年头也没有什么机械，全部靠人力挖、用独轮车推，一比三的坡并不算陡，但是一个人已经无法把泥从下面运上来了，这就要由两三个人一起来拉，挖到河底深处坡度就陡了，连拉也不行了，就要用滑轮由人往下拽才能把车拉上来。掌车把推独轮车是技术活，我还不会，就只能干这拉绳拽车的活。挖河用的是拼体力的人海战术，早晨天不亮就出工，晚上一直要干到断黑才收工，叫做两头不见太阳。我第一次那么长时间干那么重的活，累得一停下来坐到地上就睡着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拼命的干，因为谁都想早一天干完活回家，没有人愿意在工地上多待一天。

其实农民并不都想逃避挖河这份苦差事，很多人是乐意干这个活的，因为一来挖河挣的工分高，二来挖河吃的是公家饭，可以省下自己的口粮，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苦和累，农民们早就习惯了。但是挖河对于生产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要准备几十个壮劳力的口粮。尽管要保证挖河的民工吃饱，但是全部吃细粮还是办不倒。我们吃的馍都是用一半麦面一半山芋粉或高粱面搀合在一起做成的，蒸熟以后是浅棕色的，不过还是比在家吃的全部用山芋粉或高粱面做成的深棕色的饼子要好吃得多。民工干活累胃口大，所以伙夫就把三个刀切馒头粘在一起，蒸出来的馍象一个小枕头似的，我平时最多吃两个刀切馒头了，可是现在转眼就能吃掉一个小枕头。淮北农民炒菜不用油而用水，等到蔬菜煮熟了再淋一点麻油，所以炒出来的菜都没有什么油水。汤里倒是有点油水，但是都漂在面上，经过先盛的几个人一撇，剩下来的就是清汤了。我挖了大概半个月，我们的任务完成了。竣工后为了犒劳大家，队长特地让厨房去买了几只猪头，烧了一锅猪头肉，为了做到绝对公平，切碎以后用秤称，每人七两。我以前从来不吃猪头肉，可是这一次吃得特别香，七两猪头肉一下子就吃完了，要知道干了半个月那么重的活，这还是第一次吃到荤腥呢。可是有的农民只尝了几片肉解解馋，就用报纸把剩下的肉包好藏了起来，准备带回去与家人分享。人虽然很穷，但是舐犊之情却是一样的高尚。

我白天和农民一起挖河，晚上和农民一起睡在庵棚里，大家挤在一起，倒也不冷。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倒头就睡，什么也感觉不到，可是等到挖完河回到家里，却老是觉得身上痒，仔细一检查，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棉毛衫棉毛裤的每一条衣缝里都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虱子。我赶紧在锅里烧了一大锅开水，把全部内衣都放在锅里煮了一个透，这才放心。

后来合并到知青农场后又遇到了一次挖河，但是公社没有分配给知青农场挖河任务，不需要我们去了，但是领导我们知青农场的场长是位老农民，他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就组织我们男知青到挖河工地去拾粪。于是我们每天一早就背着粪箕到工地外围去转悠，见到有人蹲着拉屎，就如获至宝地远远候着，等他一走开，就马上上去把还冒着热气的大便扒回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农业生产离不开肥料，老场长让我们这么做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他有没有让我们通过拾粪来改造思想的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了。

读经

我虽然出生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从小学到中学却一直是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在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我以为自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于是在1965年读高二的时候加入了共青团。

1966年盛夏，学校组织我们一批男生到松江农村参加支援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劳动，突然有一天广播里传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大字报的消息，又听说毛泽东也贴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我们有点按捺不住了。那年8月的天气特别热，即使不干活的时候我们也光着膀子，但还是热得汗流浃背。北京爆发的革命正好成为我们返城的理由，于是我们坚决要求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提前结束三夏劳动回到了上海。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说句老实话，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十分虔诚的信念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的，真的以为这么做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社会上开始轰轰烈烈破四旧的时候，我就和姑妈在家里把存放在一个柜子里的国画和对联全部取出来撕掉烧了。虽然这些字画都是一些祖先的遗容肖像和客人们赠送的贺表寿幛，但是如果留到今天的话也都是近代文物。然而自我革命并不能免除被抄家的厄运，接下来是全家被扫地出门。我家五口人只给了17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住到80年代修高架路拆迁为止。我妈妈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她供职的上海培明中学只是一所初级中学，哪里有什么学术权威？但是不知道她得罪了谁，结果被推出来当作替罪羊，被剃阴阳头，衣服上经常被泼墨水，成了无知的初中生的批判对象。虽然我无法接受这种事实，更无法理解这种侮辱人格、剥夺人权的“大革命”，但是我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仍然崇拜着红太阳。为了解除自己的迷茫，在大串联的浪潮中我独自一人混上火车到了北京，在各所大学里晃悠了一个月，收集了一大堆传单和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真理，所见到的只有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