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迫害妄想到现实中的迫害狂

作为毛泽东的文革同谋和主要打手，除去她的领导责任，江青还直接诬陷和迫害了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其数量在1980年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官方起诉文件中有如下的披露：

被告人江青随意点名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至于江青个人究竟点了多少名，诬陷了多少人，这个数字现在是很难统计的。我们仅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这段时间，从江青的部分讲话录音中就查出被她直接点名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革命”等等罪名的干部、群众即达一百七十四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二十四人。凡是被她点名诬陷的人，绝大多数都遭受了各种迫害。有的被整病了，有的被整伤了，有的被整残废了，有些人被整死了，弄得家破人亡。

为此，江青在文革后的批判文章中常常被人们称为“迫害狂”。说到江青的诬陷和迫害，这里还有一些反常现象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在为江青迫害的对象中，当然有很多是她明知对方不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反革命”的。但是江青为了毛的权力斗争的需要，有意罗织罪名、陷人于囹圄之中。这一类的政治迫害，没有江青也会有毛的其他打手来如期进行，她不过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另一种则不是如此。他们并非来自毛的意愿，江青却似乎确实怀疑和认定被迫害的对象有问题。尽管江的这种主观意识在稍有正常逻辑思维的人看来都是荒唐不羁的，但江青当时却言之凿凿，信之不疑，注入了自己的感情和戏剧的效果，以致不时地闹出笑话来。

在江青秘书杨银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则“一颗安眠药、惊动政治局”的故事。讲的是1972年3月4日晚上（林彪事件以后），江青在不经意中吃了护士晓兆给她的备份安眠药，忘了，还责怪晓兆没有给她。本来这件小事到此就可以了结了。但是江青一听说晓兆是“广州军区调来的”，立刻就怀疑她是“黄永胜派到我这里来的”。还打电话叫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来调查这一林彪集团“迫害”她的阴谋。江青的胡闹显然没有得到她同事们的支援，因为晓兆不过是一个护士，而所有江青服用的安眠药都是由医生决定的，和护士没有任何关系。连和江青一起同为“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对江青的这种做法看不惯……在一旁默不作声”。但江青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怀疑是错误的，而是充满了进一步的恐惧，以致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还吓得“脸上的肌肤在颤抖”连“拿笔写信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用口述的方法让秘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正式的“受迫害者”的求救信，如下：

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功能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做主……

毛泽东当然没有理睬江青这一可笑的猜疑。但是江青却仍然把它作为自己受到林彪迫害的重要案件资料锁入保险箱。很显然，江青认为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怀疑和她被迫害都是真实的。此类被迫害的妄想在文革中多次发生。例如，她将这种受迫害的情结扩展到毛泽东身边，认为毛身边也有一个由“医生护士等人”组成的阴谋集团，并当着毛的面唠叨不止。最后，毛实在不胜其烦，便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江青这才哑口无言。

精神病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Persecutory type of delusional disorder），大都属偏执型人格变态。它的临床表现是：

患者会自觉受到迫害，如言语上的针对、嘲弄、跟踪及监听等，患者更可发展出很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思维发生障碍，是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症状。患者可伴有幻觉，但无其他明显的精神症状。病人由于缺乏安全感，导致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幻想。

在西方心理学界对偏执型人格患者的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这类人格障碍者分为两类。一种被称为迫害偏执人格，“倾向于责备人，把别人看成坏人，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认为自己遭到虐待和迫害。”另一种被称为惩罚偏执人格，“个体倾向于责备自己，认为自己是坏的，而因为别人惩罚他们是正当的，他们有一种将威胁解释为惩罚的倾向。”江青的人格障碍显然属于前者。

美国心理学家斯蒂夫·卡普曼（Stephen Karpman），为医学博士。他曾任美国国家海军精神科医生，与人际沟通分析学派（Transactional Analysis，简称TA）创始人艾瑞克·伯恩博士（EricBerne）一起工作。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所有的心理游戏中都有迫害者、拯救者与牺牲者这三个角色，而每一个人都常常在这三个不同的角色中互换位置。为此，他创立了著名的卡普曼戏剧三角形（Karpman Drama Triangle）：

按照这一理论来分析江青的迫害狂的形成，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来源却是她长期的“受害者”情结，或被迫害狂想症。在这一互换的过程中，江青先是把自己在幻想中虚构为一个被迫害者（“受害者”），而所有她要打倒的政治对手和整肃的对象又被想象为对她进行疯狂迫害的人（“迫害者”）。这样，她就有了道德的支点和合法的理由去同样疯狂地反击这些迫害她的人，而成为一个“拯救者”。其实，正是她在虚构世界里的被迫害的妄想使得她在现实的世界里成了疯狂的迫害者。对此，为江青写传记的美国学者特里尔（Ross Terrill）有类似的观照：

可以肯定地说，江青是好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自我防卫……江青经常沉湎于幻想之中。少女时代的她就充满了激情和梦幻……现在亦无大改变，她感到肩负着某种使命的冲动，她觉得自己成了冲锋陷阵拯救自己的人民的女英雄。

长期以来，江青一直有一块非常大的历史心病，那就是她在三十年代在上海当演员的那段历史。其实，江青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革命文艺青年，也从不是什么“叛徒”。她在爱情上的追求也并非是低俗淫荡的；相反，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现代新女性在那个时代追求自由和女权的努力和波折。在文革中曾是第一任江青秘书，现又成为文革研究专家的阎长贵先生对江的这段历史有非常中肯的评价：

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恶多端。那么，江年轻时就是一个坏人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江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经常向人讲她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向我也讲过），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30年代的另一些情况，对了解和涉及她30年代历史的人大施淫威、残酷迫害，使很多人特别是文艺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致残。她仅在这方面的罪恶就擢发难数，这也清楚地表现着她政治和道德品质的卑劣。然而客观地、历史地讲，同其他年代如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相比，江青的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的“黄金年代”（这是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的说法）。而江为什么对她的三十年代又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来又成为大人物的共同的变态心理。

虽说阎先生把江青的心理问题延伸到古今中外的一切大人物身上有一点以偏概全，但对此是一种“变态心理”之说，实为神来之笔。首先，江青所投身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她青年时代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天敌。加上中国几千年以来对女性参政的仇视态度，江青在她的30年代的演员和文艺青年的经历当然不是一种英雄血统，相反是为人垢恨的履历。这大概使江青感到了“受害”的压力并成为要掩盖它的原因之一。其次，江青在30年代虽然也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但无论在地下党还是在左翼文艺界，都毕竟是一个小角色。江青要“吹嘘自己30年代的革命经历”，就必须把自己的作用无限放大。30年代上海中共和革命文艺的领导及代表人物，当然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等人。而这些人非但在江青建国后的一些文艺活动（包括京剧革命）中反对了江的极左政策的，恐怕在这些大人物们的内心深处对江青这个当年的三流演员是不肖一顾的。这些都自然而然地在江青这个心理疾病患者的无意识里构成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结”。而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周扬等人公开竖旗对立的是鲁迅。这又就使江青产生了把两者连结在一起的被迫害妄想。例如，在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里，她对自己和鲁迅一起受到周扬等人的迫害有如下的长篇描述：

在她有了演员的名气后，几家电影公司找到她强签合同，这时鲁迅出来保护她了。鲁迅作为一名作家，批评电影公司是多么残忍地欺凌演员。最大的电影公司（通过周扬及其党羽的文化运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民党服务）诽谤他和恐吓要杀死江青来反击鲁迅。因此，在上海的那些年，她和鲁迅都受到了相同的迫害。像鲁迅那样，她的神经时刻受到敌人的折磨。在说到各种不同的人和团体时，她的声音痛苦地升高了。那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里都有人阴谋杀害她。……他们散布她将被绑架的谣言，实际上，他们正试图逼她自杀。她已经失去个人权利，没有接触媒体的管道，没有办法去反驳攻击者，为自己辩护。在那些攻击者中，很多人控制着媒体。当认识到自己以实际上被与外界隔离了，很容易受到攻击后，她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她的健康日渐恶化，抵抗力急剧下降。

这一段冗长的表述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自白，完全符合我们在上文引用过的临床症状（“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妄想’是指病人整天多疑多虑，胡乱推理和判断”）。首先，这里的“受害者”是她虚构的，因为没有任何历史材料证明鲁迅和江青在30年代的上海有过交集。当维特克直接问江他们两人是否相识时，江青也只能羞羞答答地说：“她在上海时，有人告诉她，鲁迅曾看过她的舞台演出。她脸色微红地回答，强调是听别人说的，她自己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见和她一起扮演“受害者”的鲁迅和她的关系是纯属妄想。另外，江青眼里扮演“迫害者”者的“周扬及其党羽”也是虚构的。因为三十年代的周扬也并不认识江青（按江青的说法，只在田汉家里匆匆见过一面而已）。由此可见，“绑架”、“阴谋杀害”、“逼她自杀”等等骇人听闻的迫害完全出于江青“受害者情结”的外射。这里最可怕的是：因为这种妄想被“广泛及系统化”，这样江在三十年代的朋友郑君里、赵丹乃至保姆秦桂贞都在不幸中被“系统化”进了她的被迫害妄想网路中的某个连结点。而成了江青的疯狂迫害对象。

现在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不少受了江青残酷迫害的人一直想不通江青要迫害他们的缘由，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在现实中对江造成任何政治上的威胁。这里解开迷思的钥匙是：他们都在用一种正常思维来思考和判断江青的非正常思维——深藏于她潜意识里的“受害者情结”和被她“广泛及系统化”的受迫害妄想。江在文革中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先生所受的迫害便是如此的典型一例。阎长贵先生1967年1月因《红旗》杂志的同事关锋推荐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陷为“坐探”，投入秦城监狱，关押七年半。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他转了一封来自北京一个电影制片厂一位在三、四十年代曾一度叫“江青”的女干部的信给了江青。出于好奇，阎长贵以为两个“江青”之间可能有什么关联。此事显然触及到了江青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代的历史，于是就在偶然和不幸中被“系统化”进了江青的被迫害妄想网路中。阎先是被江青撤了职。不久因为关锋和戚本禹倒台，又被江青进一步“广泛”地妄想为他们安置在她身边专门来迫害她的“坐探”，还偷了江青身边的“毛主席手稿”。阎长贵先生在文革结束后自然彻底平了反，但是他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江青会产生如此“荒诞”和“信口雌黄，胡乱编造”。因为“江青关我八年，而专案组一次也没问过我所谓‘偷’毛主席手稿的事——因为根本没这回事。”他的唯一解释是：“江青为了整人，整一个下人——手下的人，竟出此下策，也足见其人格低劣之一斑。”阎长贵先生的愤怒和痛斥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只是，如果把他的评语“人格低劣”改为“人格病态”，或许更接近事实。因为江青对他的疯狂迫害，很大程度上还源起于她同样疯狂的被迫害妄想症。这些荒诞不经的虚构和想象在江青的无意识世界里还是“广泛和系统化”的，这当然是正常的人所无法理喻的。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她北京保外就医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对于她的自杀，毛派研究者认为可能是“政治谋杀”。她原来的秘书杨银禄则认为是“是因绝望自杀的。她被隔离审查（后被判刑）以后，整整等了15年的时间，看到国内形势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势已去，想恢复以前的辉煌已经没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于是就横下一条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杨银禄的解释基本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指出一点：江青的心理上的痛苦还和她长期以来所患的精神抑郁症有关。她的自杀完全可能是她抑郁症最后发作的结果。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就把自杀作为抑郁症的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之一：

大约5%-6%的心理疾病患者死于自杀，约20%的有一次以上的自杀企图，有自杀观念的比例更高。自杀行为有时是对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命令式幻觉的反应。……特别有自杀风险的是抑郁症患者，尤其在感觉无望和失业时。在精神病性发作或出院后的一段时间，自杀风险也较高。

此外，这一分析还有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的支持。在中国近年以来的自杀中，大约51%为抑郁症患者，其中至少15%最终死于自杀。

结语

任何政治人物在从事他们的政治活动时，当然主要是出于理性考量：或是基于自身利益，或是基于政治信仰。但是，这些人物的行为是否还有其他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崛起的政治心理学告诉我们：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有时是为了获得心理的满足，这样的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虑，也是有限的理性。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如果政治人物患有精神疾病，这样的心理疾患是否也会影响、或有限地影响他们的政治行为？答案也应当是肯定的。

江青在文革前就被医生诊断出患有多种精神疾病，如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她是带着这些心理疾患进入这一政治风暴之中的。江青的心理疾病之一是一种女性的“外遇型”的“忧郁症”。其原始病源是对毛泽东和她离婚的恐惧。毛对婚姻不忠，使江青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时时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

为医治精神疾病，江青被鼓励参与文化革命。她一时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倾一时的女人。但绝对的权力决没有有助于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疗。相反，权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发和大为拓展，使她可以轻易地诬陷和迫害他人，从而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在她的政治活动里，出现了歇斯底里的冲动、无端猜疑和报复的病态、被迫害的幻想和迫害的疯狂等等反常行为。这些都说明江青在文革中有极为严重的偏执型的人格障碍。

在这一点上，绝对的权力却成了江青变态人格的放大镜。读者可以在本章分析江青的偏执型变态人格和她疯狂报复她政治对手和整肃对象的关系中，以及她从受迫害妄想的虚构网路到现实世界里政治迫害狂的奇妙转换中获得一些别开生面的启迪。

江青作为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进入文革的动荡岁月，又最终以一个精神病病人的方式以自杀离开了纷扰于她的人世。这更说明：对研究江青这种“类型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来说，离开了认真研究她的精神病患和政治活动的关系，就不可能说是全面的和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