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江青在这个万人大会上的表现不仅大失她作为“中央首长”的人格和第一夫人的身份，还表现为一种的底层泼妇式的歇斯底里。然而，歇斯底里症（英语：Hysteria），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发泄，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种精神疾患的外显。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它已经被归入“人格障碍”的范畴，也就是文革前医生给江青诊断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障碍”。通俗地说，“人格障碍”是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反应和意志行为与正常人水火不容、格格不入。而“多重人格障碍”则进一步说在一个人身上有超过一个的人格存在：除了正常的，还有多种非正常的。在世界精神病学的著述中罗列的十余种病态人格里，有一种叫“偏执型人格”（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的特征似乎比较符合江青的上述表现。“偏执型人格”是一种病态人格，它的严重性已经介于正常人格和偏执型精神病人之间。因为它具有攻击性，便常常是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犯罪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罗大华在他那本著名的《犯罪心理学》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变态人格的：

偏执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的人格障碍。患者的临床特点为主观、固执、敏感多疑、心胸狭隘、报复心强、自我评价过髙、容易攻击冲动。一方面可表现为骄傲自大，自命不凡，总认为怀才不遇或受到迫害；另一方面在遇到挫折或失败时又可表现沮丧、埋怨、怪罪他人，推诿于客观而易与周围人或领导发生冲突。他们常产生关于被害的、关系的或嫉妒的超价观念（由强烈情感加强了在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可能产生报复性或攻击性行为。

精神医学上所讲的人格，是以性格为核心，还包括先天素质、气质、智慧、适应社会的方式与能力以及个人的心理特征等方面，是由躯体的、心理的、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稳定复合体。人格障碍主要表现为人格结构和它的组成部分在均衡发展上产生障碍，突出地表现为情感和意志明显偏离正常。我们不妨来对照分析一下，江青如何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表现出种种“偏执型人格”的特征。首先，江青的表现“以猜疑和偏执为主要特点”。事实是：邵华（张少华）和毛泽东第二个患精神病的儿子毛岸青的婚事是得到毛亲自的批准和支持的，而且毛岸青也不过是江青的继子而已，有他的亲生父亲毛泽东同意应当就可以了。而江青因为对此婚姻的不满，便猜疑成一种至少邵华母女是想在毛泽东家里和她争权夺利的阴谋（“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还要把邵华的母亲张文秋胡说成“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其次，江青把他和毛的家事搞到万人大会上来上纲上线，又可见她的“心胸狭隘、报复心强”和“容易攻击冲动”。据江的秘书回忆，江青和她的两个继子——毛岸英和毛岸青长期不和。她一直把他们作为要在毛泽东身边要清除的“杨开慧势力”。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逝世后，有精神病的毛岸青就成了下一个要从毛家赶出去的对象。江青在上述讲话中所提到的那个护士（“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毛岸青——笔者]结婚！”），其实是毛岸青在苏联治疗精神病时的一个苏联护士。江青非常支持这桩跨国婚姻，还提前送了新娘礼物。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毛岸青定居苏联，永久地赶出毛家。最后，江青还确实把自己放在“受到迫害”的地位（“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也有毛病了！”），从而把这一变态离奇的“报复性或攻击性行为”在她的另一重变态人格中上合理化。当然，因为邵华毕竟是毛泽东喜欢的儿媳，江青的这一行为当时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严重后果。

应当补充的是：江青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冲动”在文革中屡次发生，而且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有时，江青的“攻击性”竟发展到在公众场合使用暴力的程度。以下是几幕鲜活的历史记录：

其一，因为宋庆龄是民国的以娴静雍容、温文尔雅闻名的第一夫人，一直为江青妒忌。加上文革初宋又对江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江青便多次在公众场合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并“像发了疯一样似的”用“双脚践踏”，还“咬牙切齿地咒骂”。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目击过这类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简直就像发神经。”

这里应当一提的是：当年和江青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中，并非陈伯达一人认为江青精神不正常，原《光明日报》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也认为“江青精神不正常”。为此，江青“不能容忍”，坚持把他打倒。

其二，1966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青因为她要揪出贺龙提议一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采纳而放声大哭。陈伯达因和她不和，便用嘲讽的口吻劝了一句。不料江青“腾地站起。直对陈伯达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你还配穿军装吗？‘说着，江青什么体面、影响都不顾了，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服领子，用力一拽，只听’扑哧‘一声，把陈伯达的领章揪了下来。”

其三，因为江青多次撞见毛泽东和他的年轻女友的“大被同眠”而醋罐打翻，毛泽东便在1969-1970年左右下令警卫部队未经他批准不允许江青到他的住处。有一次，江青为警卫人员阻拦，便手提木棍，要动手打人。

其四，江和毛分居后老是要干涉毛的起居饮食，均遭到毛的严词拒绝。一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来传达毛不允许她“干涉”毛的饮食的指示，当场被她“气急败坏地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张耀祠抚摸着疼痛不已的腿，真是哭笑不得”。

其五，1976年9月18日，江青竟和毛泽东的表侄女王海容一言不合，就在毛的追悼会上大打出手……

对于江青在政坛上的种种歇斯底里和耍泼撒野的表现，毛其实完全是心知肚明的。1967年8月毛在武汉，正值武汉事件发生，江青和林彪（叶群）等人在北京大造舆论，要一举揪出所有的“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的御医李志绥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述：

我们还在武汉梅园招待所时，毛每天看《鲁迅全集》。有一天他突然讲了一句：“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虽然毛对江青闹得天翻地覆的行为不安，他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阻止她的行动。

这里的“阿金”，是指鲁迅小说化的散文《阿金》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城市女佣。她虽然出身卑微，但不甘于做人下人。她行为放荡不羁，敢于耍泼撒野。阿金一来，便引发了周围男人们的追逐和巷战。鲁迅在文中自嘲说：阿金摇动了他三十年来的信念。他一直认为男性的作者“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是冤枉，“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毛泽东私下讲江青、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其评价当然是负面的。毛深知她们是可能“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的“女王”或“皇后”。但时隔不到两年，却又是同一个毛泽东，却批准了江青和叶群一起在九大进入中共最高的中枢机关当了政治局委员。据说毛泽东还说过：“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西方的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提出过这样一个颇具真知灼见的观点：“毛不担心江青的耍泼胡闹不得人心，他就是要用她在中共高层制造一种人人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气氛。在毛面前，江温顺得像只小猫，只有毛能够带给她灾难。”

江青的这种无端猜疑和疯狂报复的变态人格，在打倒刘少奇和把他夫人王光美诬陷为“美国战略特务”的专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从历史问题上入手、调查并拼凑打倒刘少奇的材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江青的创造发明。在公正的历史研究中，江青完全没有必要为毛承担任何他的罪孽和过错。这里必须反对用批老婆来为皇帝代罪的“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然而，江青在这一文革最大的冤案中确实又有她个人的创造和发明。所谓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亲自任组长的。当时主要负责具体操作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皮相地看来，江青和它的关系并不大。然而，谢富治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一个批示中却泄露了天机：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在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首先报告江青同志。

江青自己在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庭审中也承认她插手这一专案工作是“受了委托”——当然是来自毛的“委托”。然而，对刘的妻子王光美的审查，并把她打成“美国战略特务”便基本上出自于江青的首创。其实，这一罪名的极度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据专案组称：王光美成为美国特务是她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前后。届时王只有24岁，并没有和任何美国政府人士有过接触。她被北京地下党介绍去当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英文翻译是1946年2-3月的事，而此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在一年前解散了。在江青的亲自批准下，专案组逮捕了原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后任河北师院外语系教授的张重一和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承祚。江青要他们承认发展了王成为美国的“战略特务”。而其中张重一根本和王“连话都没有说过”。张、杨两位浑身是病的老人都死于王光美专案组的疯狂刑讯逼供之下。专案组的初步结论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而江青对这个已属荒谬的结论还大不满意，打了一个大“X”，批道：“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于是，结论又升级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还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了。

从江青和王光美的历史交集来看，两人之间似乎没有深仇大恨。为什么江青要对她如此逞凶施虐呢？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开过一个批斗王光美的万人大会。据当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光宇后来揭发，江青通过关锋派他去清华大学暗中操纵，还特别要求造反派给王光美穿上她出国访问穿的衣服项链以示侮辱。这一细节清楚地揭示了江青的仇恨和她对王光美作为国家主席夫人频频出国访问的嫉妒有关。长期以来，江青一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第一夫人情结”。照理，江青自她和毛泽东结婚始，便已经是中共的第一夫人，应当没有这一情结。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一方面她固然是第一夫人，但在她嫁给毛泽东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却无法获得她向往和应有的地位和名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她应当可以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夫人了，却又因病而和毛长期分居，从没有随毛出国访问而名不符实。而王光美，却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

“情结”（complex）作为一种心理学术语，指的是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是一种隐藏在一个人神秘的心理状态中，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既然情结是一种“结”，必然在无意识的汹涌中呈现为难以消解的纠结和矛盾。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同样难以消解的嫉妒（Obsessional jealousy）。按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的标准来看，这是“强迫症或和它有关的人格变态”（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的临床表现之一。而“强迫症”，又正是文革前的医生们对江青心理疾病的初步诊断之一。应当补充的是，这种难以消解的嫉妒，在上述精神病学的著作中同样是江青的变态人格——偏执型人格的临床表现。

如果说江青的嫉妒只是存在于她的主观意识里，不转化为行动，便并不会构成犯罪和对社会的危害。而根据罗大华的《犯罪心理学》，由这种偏执型人格导致的精神病，是危害社会最多、最容易导致犯罪的精神病类型之一：“偏执性精神病人因其意志行为受妄想影响和支配，……往往导致伤害、杀人、诬告、反社会言行等各种危害行为。……很可能对妄想对象采取报复、攻击行为”；而“嫉妒妄想”则更可能恶性发展到“凶杀行为”。如果说文革前的江青，因为手中无权，哪怕她妒火焚身也无法对王光美实行报复。而文革使江青差不多到达了权力的顶峰，她可以轻易地利用国家机器（如王光美专案组）置王于死地。王光美确实差一点被枪毙。九大以后，林彪为讨好江青和她的专案，批示判处王光美死刑，还要“立即执行”。后因毛泽东念及旧情，批示“刀下留人”，王光美才幸免于难。